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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筆者才把這個話題拿出來講，似乎有點過時了。
但各位讀者是否真正了解自己在本地持牌銀行的存款有甚麼保障呢？現今的100%存款全保，其實並不包括為信貸抵押的存款，亦當然不包括疑似迷債的結構性存款。
假如銀行為閣下提供樓宇按揭貸款，而閣下亦於該銀行設有存款戶口，則要小心留意本身貸款可有將閣下的存戶納入抵押範圍內，因為該等存款並不受存保所保障。值得留意的是些連閣下自己亦未必知道的備用信貸額，假如這些備用額跟存戶相連，閣下的存款亦未必受存保所保障。
筆者曾聽說部份銀行職員在金管局實施存款全保後積極游說顧客購買一些跟其他金融產品掛鈎的存款。閣下可須留意這些疑似存款就跟疑似債券的迷債一樣，均為結構性投資產品，風險固然比一般存款為高，亦不受存保所保障。
事實上，100%存款全保這政策乃暫時性的緊急措施，旨在穏定市民對銀行體制的信心。可是，銀行對監管體制的信心經過此役，再加上迷債事件，已經成為最大的受害者。在存款全保的環境下，存戶無須將存款留在名氣較好但息口較低的大銀行，各大行面對存款流失亦無法大幅加息留客，亦同時不能迅速收回外借的貸款，唯一出路就是賤賣資產以保持良好的流動性。大行存款基礎被削弱，收緊放貸額度乃維生續命之道，亦自然更不願意響應政府呼籲支援中小企。中小型銀行縱使能吸納大量存款，亦不敢在如此市場氛圍下牽頭借貸，信貸周期持續呆滯，經濟亦難見起色。
這似乎應驗了「政府愈是干預，經濟愈是麻煩」的大道理。但回頭再看，政府當日似乎亦沒有更佳的選擇。
多年來，筆者都希望特首和立法會的全面直選能夠盡快實行。然而，近日立法會大比數通過以特權法調查雷曼迷債一事以及較早前社會上對施政報告中生果金的一番爭論，動搖筆者多年來的想法。
可能是物以類聚的關係，筆者大部份於銀行或會計界幹活的朋友討論雷曼迷債事件時，既對被誤導的苦主表示同情，亦深信其中部份個案中的銀行職員曾在銷售時作出具誤導成分的描述，但對立法會雷曼小組引用特權法調查一事均感不滿 (筆者於前文曾提及反對引用特權法之因由，在此不再複述)。可是，當立法會大會就此事進行表決時，投棄權或反對票的只有份屬少數的功能界別議員 (當中包括本身銀行界及會計界的代表李國寶和陳茂波)，而地區議席中能鼓起勇氣獨排眾議的就只有葉劉淑儀一人。同樣地，月前社會上就生果金的爭論中，反對派的社民連、民主黨和公民黨跟建制派的民建聯都站在同一陣線狠批政府，沒有誰能夠真正代表理性的選民在議會中提出較理性客觀的建議。
筆者跟大部份業界選民這時才發現大部份地區議席的議員其實並不能夠真正反映自己的聲音，反而那些循小圈子選舉進入立法會的功能界別議員卻較能為我們這批選民反映這些在社會中被視為異見的聲音。筆者基於專業界別的精英心態，自負地認為專業界別的想法有時的確能夠在紛亂的社會氣氛下為社會長遠的發展提出較獨立理性的專業意見，從而發現功能界別在本港畸形議會生態中的存在價值。
再拿一個較極端的譬喻來說明。假若一個實施立法會全面直選的社區內有一百萬選民人口，其中八十萬人屬於知識水平較低的勞動階層，十五萬人屬於法律會計等專業界別，餘下的就是商界的富裕階層。在一人一票的情況下，大部份議會代表均會以照顧勞動階層利業為首要任務，劫富濟貧亦理所當然地成為議會的主導思想，商界以及專業界別的聲音亦因為選民人數太少而被邊緣化。
當然，商界及專業界別均能利用其強大的資金培養政治人才作其代理人，爭取大眾市民的支持，並同時在議會中反映商界和專業界別的聲音，美國的共和黨和英國的保守黨就是最鮮明的例子。可是，本港一些在地區直選中標榜代表中產階層的政客最後還是在議會投票中背叛大部份中產的理性聲音，商界人士將全面直選和民粹主義扯上關係亦實在不無道理。
由此，立法會議席是否應該全面直選？功能界別議席應否全面取消？筆者再無法一面倒地應對這些看似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故亦無法在一篇短文中一概而論，只得日後另文再述。
立法會即將就是否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法》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銀行銷售雷曼迷債事件進行辯論投票。
大概銀行一眾「賓架」平日進行甚麼風險管理，亦無法預料事情會發展至這沒有退路的通輸困局。立法會一旦通過特權調查，既不能真正幫助苦主盡快追討損失，更會造成極壞先例破壞本港的法治。
李國寶身為銀行界代表，四出游說議員投票反對，其理據為此獨立調查會加重銀行處理迷債投訴的壓力，在資源人手不足的情況下拖慢解決事情的進度。如此云云，於金融業內打滾的局內人當然明白銀行的苦處，但這些因由則實在難以說服苦主以致被民粹政客及傳媒誘遍的大眾。
筆者姑且大膽地作出一個譬喻。一群小販在街上販賣毒奶粉，路過的警員事前接受訓練，懂得分辨奶粉是否有毒，但他們見狀卻沒有多加阻止，後來買了毒奶粉的民眾出事而鬧至滿城風雨。法院接受民眾的申訴，但製作毒奶粉的人早已投河自盡，只得將販賣毒奶粉的小販全數鎖進大牢候審，只待司法機關找到小販明知奶粉有毒仍繼續販賣的證據便可立案起訴。與此同時，議會的尊貴議員為顯其為民請命的角色，運用特權法越過司法機關直接拷問涉案小販，在民情洶湧的情況下一致判定小販罪該萬死，卻竟然放生那些知情而失職的行政執法機關。
虛構的故事發展下去，小販便會在司法機關找到證據前被判死刑。由此，筆者想到二百多年前法國大革命的國民議會就是利用這樣的特權法把無數平民貴族送上斷頭台。筆者這樣的推想固然過份誇張，但譬喻中的歪理事實上正在反映現時政治環境的荒謬。
假如立法會利用特權法調查監管機構有否失職，筆者認為這做法絕對值得支持，因為這樣正就是立法議會監察行政機關的重要角色。但議會代表濫用法例賦予的特權，越過正常的司法程序以達致個人政治目的，就實在有違其立法議會的功能和角色，任何個體均可能面對司法程序以外的一面倒式批鬥。
可惜，當議會內的建制派亦打算向走錯方向的民意傾倒時，真正擁護理性平等的選民又能寄望誰能在議會中為香港的法治而發聲？
曾經有人說過：「青年人在三十歳前不夠『左』，就沒有年輕時應有的激情；但三十歳後還是那麼『左』，則大概還未能成熟地認清社會的運作。」
根據筆者在網上維基百科查證所得，本地傳媒一直沿用於「左派」和「右派」的定義其實相當狹隘，事實上國際上較廣義的詮釋有下列多項：
- 公平的結果是左；公平的程序是右：古典自由主義強調程序的公平，自由市場便是例子之一。自由意志主義學者羅伯特·諾齊克便是強調區分「歷史過程」和「最後結果」兩者的20世紀知名理論家之一。但另一方面，現代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如約翰·羅爾斯則主張左派的政策也是使用以過程為根基的推論，而一些新保守主義者傾向使用軍事手段建立民主才是屬於最後結果。
- 反對自由市場造成的不均等為左；而接受之則為右：通常，政治上的爭論都是聚焦於政府究竟應該（干涉主義）或不應該（自由放任）介入經濟以救濟貧窮的問題上。諾蘭曲線將這個差異作為左派和右派兩大差異的軸線之一。不過，政府的干涉並不一定就代表重新分配財富或平等主義的政策：一些形式的干涉是為了滿足某些財團公司的利益，例如社團主義的政策。所以左派往往支持對於少數民族、中下層民眾等弱勢群體進行援助、保護，而右派偏好順其自然、自由競爭，即使其結果是造成主導種族、階層對政治和經濟的掌控。
- 偏好一個「更大的」政府為左；偏好一個「更小的」政府為右：政府的大小在這裡可以視為是政策和立場的差異，雖然政府僱員的數量通常被用以作為主要指標。不過，一些人也注意到某些政治流派如無政府共產主義、自由社會主義的存在與這種政治光譜不相合，反而如同諾蘭曲線一般垂直於左右派之外。
- 平等為左；自由為右：提出這種區隔的是哲學家諾貝托·波比歐（Norberto Bobbio）和Danielle Allen。波比歐主張唯一準確的左右派差異是有關人們對平等理念的態度，因為只有左派會想要保護或促進平等，而右派則會想要維持或增加不平等。左派和右派也同樣都宣稱同時追求平等和自由兩者，然而他們對這兩詞卻又有不同的解釋方式。
- 國際主義和世界觀為左；國家利益為右：經濟民族主義或貿易保護主義在左右兩派都可以發現，左派的保護主義是以確保國內的工作機會為目標，而右派的保護主義則是為了保護本國的公司和經濟。
- 認為人性本善為左；認為人性本惡為右：在這裡左派認為邪惡和痛苦是由社會的不公平所造成的，修正此問題便能使人性向善。而右派認為邪惡是人性必然產生的。可是，人性本善說有人必須因為好保護這樣的保守的側面，一方的人性本惡說有人必須因為壞改變這樣的革新性的側面。
- 社會主義為左；資本主義為右：這是近代最廣為所知的分法，多數媒體中提到左右派時也多半是指此種分法。這裡的社會主義泛指高稅收、高福利、高政府干預調控的政治體制。而不是共產黨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
筆者以上的節錄只為部份對左右兩派的解釋，但已足證筆者以至大部份港人對政治經濟思想光譜的無知。但當筆者嘗試重新思考自己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立場時，上述的一系列解說依舊令筆者搞不清自己該被歸納在那一派標籤內。
在本港的政治環境中，筆者支持盡快實施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席的全面普選。民主選舉的理念相對於本地現存半民主的建制可謂偏左的改革性思維，但事實上這種全民參與的普選在國際左右標準中的確是一種相對公平的程序。選舉結果未必能夠公平地照顧每一個選民的需要，但起碼這樣的選舉程序可以公平地令選民信服，這似乎又是右派的思想！事實上，共產黨正是利用軍事強權倡導以穏定壓倒一切，從而令民眾享有公平的政治和經濟權利。那麼，咱們的社民連振振有辭地聲稱自己才是真正的左派，可能只為承傳「沒有抗爭那有改變」的左派革新思維，又實在不無道理。
經濟學說中的左右派別似乎比較容易識別。筆者自高中經濟科教育始接受張五常的芝加哥學派所洗腦，信奉佛列民的自由放任經濟思想，認為市場可以自然調節，無須政府出手干預。然而，筆者並不支持傳統經濟右派所倡導的經濟民族主義或貿易保護主義，再一次出現左右不分的情況。
返回對當前局勢的討論，事實勝於雄辯，當前形勢實在令筆者以至前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等這類「自由放任經濟學派」無話可說，但執意「死雞撐飯蓋」的筆者倒認為出事的在於維持自由放任經濟健康成長的健全監管法制。當監管機構未能好好地在大市場中扮演小政府應有的角色時，人類的貪婪既可支撐市場，亦能把經濟垮倒，但這並不代表政府應該走進市場裡跟其他持份者一起參與市場活動，情況就如足球場上的球證理應確保球員在遵守球例的情況下進行球賽，而不是在球場上跟球員一起「爭波踢」！
由此，支持民主普選的筆者並不支持政府威迫銀行回購問題迷你債券，亦不太認同政府撤回生果金資產審查的做法，故亦無法跟泛民站在同一陣線。可是，立法會中根本沒有支持自由放任經濟的議員為我們發聲，連傳統建制派的一眾議員均強烈要求政府增加公共開支干預市場，怪不得不少論者形容回歸後的香港在經濟上比內地更「左」！
政客為表對弱勢社群的關注，動輒倡議政府透過公共開支直接干預市場，令弱勢民眾即時受益，但長遠而言這種干預措施會造成制度上的不公平，繼而導致更多經濟上的問題，屆時再走回頭路就會面對更大阻力。金融海嘯下人人自危，政府要即時採取果斷措施止血救市固然無可厚非，但筆者愚見並不認為現時社會上一面倒傾向經濟左派的支持是健康理性的發展。
筆者約了朋友到中環聚舊，下班時間搭的士從東區出發，遇上的士司機慢駛遊行，原本十分鐘的車程變成一小時，令筆者難得可以安坐靜聽商台的《左右大局》。
今晚的箭靶是港府的一眾財金官員。新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副局長梁鳳儀曾於電台節目中強調政府會用盡一切彈藥支持本港的金融體系，原意為增強市民對本地金融體制的信心，但其「用盡彈藥論」在今天歐美各大央行相繼斥巨資救市之際似乎來得太合時，令媒體錯以為本地銀行亦如英美兩國的大銀行般瀕臨崩潰邊緣，政府官員不得不在梁副局長的講話「出街」後急忙發新聞稿澄清解畫。與此同時，梁副局長將現時的經濟氣候形容為「黎明前的黑暗」，大有「最壞的日子即將成為過去」的意思，但其上司陳家強局長以及財政司長曾俊華均表達相反意見，再三向公眾強調現今的嚴峻環境只是「大風暴的前奏」。
電台節目主持李慧玲批評政府官員口徑不一致，混亂的訊息令市民無所適從。同時，財金官員近來提醒市民嚴陣以待的警告亦實在來得相當遲緩，一眾高官在今年九月前還在唱好香港，到大難臨頭之時才急忙改口風。身為號稱亞洲金融都會的財金官員行事如此遲鈍混亂，當然抵罵！
可是，李慧玲似乎鬧得過癮便得勢不饒人，以極其民粹的姿態要求財政司長具體交代政府對經濟前景的真實看法。就儘管怪筆者崇洋吧，但事實上連歐美大國的財金官員都被金融海嘯殺個措手不及，我們還能期望任總真能做到他在立法會所述的「先知先覺」嗎？假如我們的財金官員都是未卜先知，香港還會有窮人嗎？
立法會內一眾議員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銀行銷售雷曼迷債一事，竟被兩極化為泛民與親建制兩大陣營的對峙。財金官員上週遊說各大銀行主動回購出事債券，正就是嘗試要求銀行為補聲譽盡早作出補償行動以免被立法會議員以特權法傳召作證。可是，若然銀行還未決定推行有利苦主的回購方案前，立法會議員便已聲嘶力竭地運用特權法傳召銀行高層大肆聲討，銀行為保清白名節反而會奮力對抗，屆時兩敗俱傷又有何益？況且，即使立法會的獨立調查會裁定銀行銷隻手法不當，亦總不能學似高等法院般勒令銀行賠款。那麼，我們為何不能先等待銀行的回購方案以盡快減輕受害者的損失才進一步跟那班「賓架」和監管機構算帳呢？
筆者固然認為本地財金官員的質素的確有待提升，亦認為金管證監實在無法推卸其在迷債事件上的監管缺失。但在如此厲害的金融危機當前，一些「雞蛋裡挑骨頭」的批評又或是甚麼獨立委員會的調查實在難以協助政府在有限的時間內控制危機，當機立斷的救市方案反而能夠穏定市場信心 (英國工黨的白高敦亦因此民望回升) 。魔鬼就在細節中，但當我們清除細節中所有魔鬼後才推出救市方案業已太遲，待危機減退時再重新審視微調政策可能是較有效的權宜之計。
「積極不干預」一直是香港政府的理財哲學，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自由放任程度亦一直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名列前茅。事實上，自中國八十年代初開始實行改革開放路線，以至列根和戴卓爾夫人引領英美兩國的資本主義推動全球經濟高速增長，及後蘇維埃政權垮台，數十年來的歷史發展似乎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全盛時期，亦是對凱恩斯學派和馬克思思想的當頭捧喝，市場經濟成為全球經濟體系爭相倣效的模式。
高舉市場經濟旗幟的英國保守黨和美國共和黨於八十年代縱橫政壇十數年，對手工黨貝理雅和民主黨克林頓最終亦須改變其政黨路線，改以親近市場經濟的第三條路線從而重新掌政，任內亦繼續保持英美兩國作為市場經濟龍頭的地位，全球經濟亦在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主政期間經歷近代史上最長的持續增長。
次按風暴於去年年中爆發，愈演愈烈，各地政府繼續秉持自由放任的大原則，未有在市場上進行大規模的干預。直到去年年底，英國銀行出現擠提，政府逼於無奈不得不手出手注資救市，國有化出事的北岩銀行，卻惹來各地媒體大肆抨擊。及後，投資銀行貝爾斯登率先覆亡，美國政府出手推動摩根大通收購，亦令輿論嘩然。年前香港政府的工資保障運動鼓勵企業以自願性的方式推行最低工資，數月前政府推出一百一十億的利民紓困措施，其中大量撥款用於提升價格透明度而非直接對市民的財政資助，可見港府官員均是自由放任經濟的忠實信徒。
然而，在今日的金融海嘯下，全球經濟肯定將步入寒冬時期，傳媒以至各派經濟學者紛紛鼓吹各地政府聯手救市。各地出事的金融機構相繼被國有化，存款保障上限亦被提高或取消，本地銀行亦被政府施壓回購雷曼迷你債券，而這些救市措施非但為媒體一面倒支持，更有不少論者認為政府應採取更激進的干預救市措施。
當經濟持續發展欣欣向榮時，市場經濟所提倡的私產權為民眾所得的經濟利益提供保障，但當民眾的私利為經濟衰退所害時，則紛紛要求政府打救，市道暢旺的私產在市況掉頭向下時頓成為國家公產。患難與共，富貴自嘗，其實就引證了國富論裡亞當史密斯數百年前對人類自私自利的經濟生活的假設。
六十位立法會議員本星期三宣誓上任開展四年任重道遠的議事堂生涯，筆者從未敢期望這班代議士可以在這行政主導的大環境中發揮多大作用，但卻相信未來四年的政治版將會有連場好戲排期上演。這些議員可能就是因為無法在議會內有效監察政府，不得不把媒體聚焦的戰場移師至議會外的迷債風波。
鄭經翰從媒體走進議會，昔日的滔滔雄辯在議會內再不適用，當日的聽眾亦不再留意其議會內的一舉一動，從前在官員眼中極具殺傷力的名咀由為民發聲的代表演變成「煲呔針」。今天，他離開議會重返傳媒，立時重拾鋒芒，在鏡頭前令陳家強、周一嶽、湯家驊、毛孟靜等局長和政治明星理屈詞窮，為近日擔驚受怕的小市民出一口氣。
鄭大班就雷曼兄弟的迷你債券事件曾在上星期的電視節目期間痛陳銀行和監管機構的不是，昨天便在信報專欄中繼續站於道德高地批評監管機構的失職和銀行的不道德推銷手法，並同時狠批傳媒及一眾財經演員在市況暢旺時對各類高風險投資產品的盲目吹捧。
迷債事件的確暴露了金融業在這號稱國際金融都會裡的漏洞，但一眾媒體盲目追隨部份帶領苦主上街遊行的政客所響應，全方位攻擊一眾政府高官和金融機構，為避免得罪民眾而漠視投資者本身應有的責任，以偏蓋全地將所有個案的責任推至政府和銀行身上。重返傳媒為民請命的鄭大班亦同樣作出如此偏頗的評論，間接逼使政府勸說銀行回購出事債券，徹底豁免所有涉案投資者應負的責任。
民主黨的甘乃威新丁上場，馬上乘勢走上街頭為苦主搖旗吶喊。誠如明報社評數日前所述，議員為爭取政治曝光而率領苦主四處示威抗議，更無知地嘗試把亳不相干的消委會、廉政公署甚或是中聯辦扯進風暴漩渦中，浪費苦主的時間和精神。明報社評中曾讚許余若薇和陳茂波等實幹派議員利用過往的法律個案為苦主提供出路，但議會中能如此幹實事的代議士寥寥無幾，普羅大眾又能期待甚麼呢？
事件發展至如此地步，政府在傳媒的大肆鞭撻下被逼向金融機構施壓，勸令有關銀行自動回購受影響客戶的問題債券。這樣固然能迅速協助無辜被騙的受害者，但卻成為政府干預的反面教材，間接令市民錯以為政治力量可以保障自己在投資失利時的損失，在經濟復甦後繼續輕信「理財顧問」的投資建議，為日後的歷史重演埋下伏線。
眾所周知，人類讀歷史，總也是無法汲取歷史的教訓。
金融海嘯在前，不少論者紛紛從歷史書本中把上世紀1929-33年的經濟大蕭條，施永青先生更以「冰河時期」形容未來的艱難日子。
還記得2003年的3月底時，香港仍被沙士肆虐，經濟跌至谷底，美國亦同時向伊拉克開戰。4月1日，一代紅星張國榮自行了結性命。那時那刻，全城氣氛慘淡，就像一個失去生命力的死城。當時，不少論者亦以為身陷「冰河時期」，因為非典病毒的確能夠滅族。
再遙遠一點的亞洲金融風暴，群眾目睹政府財金官員拿著公帑打大鱷，隔夜拆息被無限抽高。
但我們大多還未經歷過真正的蕭條，不知道甚麼是25%的失業率。或許我們開始感受到面前金融危機的威力，但可能仍在捕捉撈底機會，還未意識到自身的危險。筆者並非先知，無法評估前面的衰退還會維持多久，只知道更戲劇性的情節總會在前頭沒完沒了地為大家上演。
當年經濟大蕭條，亦剛巧遇上美國總統選舉，可惜共和黨的胡佛並未能扭轉經濟劣勢，四年任期內亦無法令經濟有甚麼起色。今天的經濟海嘯，我們亦遇上總統選舉，但現在兩大黨候選人均無法向選民展示其應有的領導能力，在現時的困局找出路。無論最後勝出的是奧巴馬還是麥凯恩，論民望誰也總會比布殊好，但誰也不能在短期內做得比布殊好多少。
走出美國，歐洲的情況似乎更加慘不忍睹。歐洲銀行在投資銀行業務方面未必如美國的銀行那般進取，但在商業及樓宇借貸方面的表現則比美國同業進取得多，在現時信貸緊縮的情況下所受的衝擊亦更大。同時，歐洲一體化只為各國多年來貌合神離的共同目標，在大難臨頭之時各家自掃門前雪，各國政府無法採取統一的救市措施，以致個別政府救市時事倍功半。近日冰島政府更醞釀破產，卻竟向俄羅斯而非歐盟舉債救急，勢令莫斯科乘機重登歐亞區老大哥的寶座，並得以在世界列強自身難保之際重奪高加索地區輸油管和天然氣管道的控制權，獨聯體成員國亦無法依靠歐美勢力跟俄羅斯搞對抗。
政治跟經濟從來都是緊緊相扣。美國國會議員為了個人的政治前途把七百億美元的救市方案由最初的三頁紙演變成四百頁，歐洲區政府的無能亦勢將帶來政治動蕩，亦令全球地緣政治版圖改變，連我們本地的雷曼迷債亦在政黨乘勢抽水下令政府陷入管治危機。筆者看不清未來，但絕對相信由金融海嘯所帶來的連鎖政治效應肯定要讓大家目不暇給。
亞視以高薪邀請鄭經翰主持《也文也武一大班》，筆者錯過了頭兩集陳家強和周一嶽的訪問，到今晚才能觀看湯家驊的訪問中短短的十五分鐘，不禁搖頭嘆息。
筆者並非對鄭大班的表現感到失望，他似乎要致力擺脫其「煲呔針」的負面形象，刻意重拾其昔日於商台的詞鋒，尖銳地質問企圖帶觀眾遊花園的嘉賓。公民黨的湯家驊接受訪問，態度可謂相當嚣張，以曾鈺成的咀臉回應大班針對公民黨在今次立法會選舉的差劣表現，亦多番重申那些個別公民黨立法會議員的言論不能代表公民黨等謬論，更將租用直升機讓陳方安生從港島飛往將軍澳這荒唐決定推卸給其競選拍擋，以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姿態表達公民黨成為選舉輸家的無辜。
公民黨成立之初，筆者對這前身為A45關注組的大狀黨抱有極大期望，更指望這專業人士能帶領泛民主派好好地監察政府為香港的民主進程而努力。可惜，湯家驊擁有的是專業人士的自負，卻就是沒有服務群眾的謙卑和誠意。
亞視將一小時的節目裡的後半小時放在高清台播放，筆者只得留待日後繼續在網上追看。
由此，筆者就在網上重溫財務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訪問。陳局長在節目中的表演並不討好，在一大班迷債苦主面前談論政府的監管失效，既要極力保住金管局和證監會的顏面，亦要同時擺出樂意協助處理苦主投訴的姿態，進退失據但亦尚算斯文得體。陳局長當年任科大商學院院長的鋒芒似乎已經消失淨盡，現在只像一個在危機當前不知所措的學者，他在節目中以誠懇的態度面對群眾，但始終不能評論政府的監管角度是否不足，更不可能以救世主的姿勢拯救雷曼苦主。
套用公民黨月前的選舉口號：公道自在人心！從政者可能有著其個人的名利私心和權力慾望，但總也要表現出其服務市民的誠意才能得到別人的尊重。
數百名迷債苦主成為毒奶粉以外最重要的新聞焦點。但即使輿論一致認為銀行的推銷方法大有問題，各大分銷商亦無法為此作出甚麼賠償，而收購雷曼兄弟亞洲區業務的野村證券亦沒有責任為這班苦主提供甚麼金錢上的補償，政府若然貿然拿公帑拯救這班投資失利的市民更會掀起政治風波，苦主們最後還是要獨力承受苦果。
前文所提及的單一監管機構(即是將金管局和證監會合併)固然是堵塞監管漏洞的重要方法，投資者亦不能就此擺脫其本身了解投資產品的責任。社會上的投資者教育明顯是相當不足，各種投資產品的設計也總是教普通投資散戶摸不著頭腦，繼而令小市民輕信偏頗的銷售語言。
股民要了解所持股票的詳情，可參閱依據國際公認會計準則所編製的公司年報。可是，當投資散戶面對不同種類的債券、基金、衍生工具或日新月異的結構性投資產品時，總是無法找到一些可靠的參考資料。基金通常只會標榜其累積回報，但不同基金的回報計算方法未盡相同，林林總總的附加收費亦總是教人看得頭昏腦漲。基金如是，那些更複雜的疑似債券所披露的資料就更加令人迷惘。
消費者在超市購買食品時可參考包裝上所列示的食品成份，家長購買玩具時亦可參考包裝招紙上的安全指引，但投資者購買這些投資產品時所參照的往往是極度含糊言不及義的風險指引。由此，監管機構理應聯同業界和獨立專業人士訂立類似公司年報會計準則的投資產品披露守則，規定同一種類的投資產品以統一方式計算回報，並嚴格限定所有披露的形式，以確保投資者能方便地獲取相關而可靠的資訊，從而作出合適的投資決定。
無知市民誤信市場上的財政演員，炒燶股票，怪不得人，只能怪自己沒有做好功課了解公司的營運風險。現在數百名苦主被迷債所害，亦難以將責任全然推到分銷商身上，但這類產品的低透明度的確對散戶不公平，散戶輸了錢亦無法輸得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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