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大局

筆者約了朋友到中環聚舊，下班時間搭的士從東區出發，遇上的士司機慢駛遊行，原本十分鐘的車程變成一小時，令筆者難得可以安坐靜聽商台的《左右大局》。

今晚的箭靶是港府的一眾財金官員。新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副局長梁鳳儀曾於電台節目中強調政府會用盡一切彈藥支持本港的金融體系，原意為增強市民對本地金融體制的信心，但其「用盡彈藥論」在今天歐美各大央行相繼斥巨資救市之際似乎來得太合時，令媒體錯以為本地銀行亦如英美兩國的大銀行般瀕臨崩潰邊緣，政府官員不得不在梁副局長的講話「出街」後急忙發新聞稿澄清解畫。與此同時，梁副局長將現時的經濟氣候形容為「黎明前的黑暗」，大有「最壞的日子即將成為過去」的意思，但其上司陳家強局長以及財政司長曾俊華均表達相反意見，再三向公眾強調現今的嚴峻環境只是「大風暴的前奏」。

電台節目主持李慧玲批評政府官員口徑不一致，混亂的訊息令市民無所適從。同時，財金官員近來提醒市民嚴陣以待的警告亦實在來得相當遲緩，一眾高官在今年九月前還在唱好香港，到大難臨頭之時才急忙改口風。身為號稱亞洲金融都會的財金官員行事如此遲鈍混亂，當然抵罵！

可是，李慧玲似乎鬧得過癮便得勢不饒人，以極其民粹的姿態要求財政司長具體交代政府對經濟前景的真實看法。就儘管怪筆者崇洋吧，但事實上連歐美大國的財金官員都被金融海嘯殺個措手不及，我們還能期望任總真能做到他在立法會所述的「先知先覺」嗎？假如我們的財金官員都是未卜先知，香港還會有窮人嗎？

立法會內一眾議員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銀行銷售雷曼迷債一事，竟被兩極化為泛民與親建制兩大陣營的對峙。財金官員上週遊說各大銀行主動回購出事債券，正就是嘗試要求銀行為補聲譽盡早作出補償行動以免被立法會議員以特權法傳召作證。可是，若然銀行還未決定推行有利苦主的回購方案前，立法會議員便已聲嘶力竭地運用特權法傳召銀行高層大肆聲討，銀行為保清白名節反而會奮力對抗，屆時兩敗俱傷又有何益？況且，即使立法會的獨立調查會裁定銀行銷隻手法不當，亦總不能學似高等法院般勒令銀行賠款。那麼，我們為何不能先等待銀行的回購方案以盡快減輕受害者的損失才進一步跟那班「賓架」和監管機構算帳呢？

筆者固然認為本地財金官員的質素的確有待提升，亦認為金管證監實在無法推卸其在迷債事件上的監管缺失。但在如此厲害的金融危機當前，一些「雞蛋裡挑骨頭」的批評又或是甚麼獨立委員會的調查實在難以協助政府在有限的時間內控制危機，當機立斷的救市方案反而能夠穏定市場信心 (英國工黨的白高敦亦因此民望回升) 。魔鬼就在細節中，但當我們清除細節中所有魔鬼後才推出救市方案業已太遲，待危機減退時再重新審視微調政策可能是較有效的權宜之計。

患難與共 ‧ 富貴自嘗

「積極不干預」一直是香港政府的理財哲學，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自由放任程度亦一直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名列前茅。事實上，自中國八十年代初開始實行改革開放路線，以至列根和戴卓爾夫人引領英美兩國的資本主義推動全球經濟高速增長，及後蘇維埃政權垮台，數十年來的歷史發展似乎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全盛時期，亦是對凱恩斯學派和馬克思思想的當頭捧喝，市場經濟成為全球經濟體系爭相倣效的模式。

高舉市場經濟旗幟的英國保守黨和美國共和黨於八十年代縱橫政壇十數年，對手工黨貝理雅和民主黨克林頓最終亦須改變其政黨路線，改以親近市場經濟的第三條路線從而重新掌政，任內亦繼續保持英美兩國作為市場經濟龍頭的地位，全球經濟亦在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主政期間經歷近代史上最長的持續增長。

次按風暴於去年年中爆發，愈演愈烈，各地政府繼續秉持自由放任的大原則，未有在市場上進行大規模的干預。直到去年年底，英國銀行出現擠提，政府逼於無奈不得不手出手注資救市，國有化出事的北岩銀行，卻惹來各地媒體大肆抨擊。及後，投資銀行貝爾斯登率先覆亡，美國政府出手推動摩根大通收購，亦令輿論嘩然。年前香港政府的工資保障運動鼓勵企業以自願性的方式推行最低工資，數月前政府推出一百一十億的利民紓困措施，其中大量撥款用於提升價格透明度而非直接對市民的財政資助，可見港府官員均是自由放任經濟的忠實信徒。

然而，在今日的金融海嘯下，全球經濟肯定將步入寒冬時期，傳媒以至各派經濟學者紛紛鼓吹各地政府聯手救市。各地出事的金融機構相繼被國有化，存款保障上限亦被提高或取消，本地銀行亦被政府施壓回購雷曼迷你債券，而這些救市措施非但為媒體一面倒支持，更有不少論者認為政府應採取更激進的干預救市措施。

當經濟持續發展欣欣向榮時，市場經濟所提倡的私產權為民眾所得的經濟利益提供保障，但當民眾的私利為經濟衰退所害時，則紛紛要求政府打救，市道暢旺的私產在市況掉頭向下時頓成為國家公產。患難與共，富貴自嘗，其實就引證了國富論裡亞當史密斯數百年前對人類自私自利的經濟生活的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