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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筆者沒有再響應民陣的呼籲於七月一日走上街頭，但仍盡最大努力參加支聯會的六四晚會。
原因？那當然是機會成本的問題啦！在晚會裡坐一會便可扮演「熱血青年」，讓自己感覺良好，反之上街遊行則要冒著中暑的危險耗費上一整個下午，相當無謂！
這個原因似現實得有點無恥，但這現實背後所反映的卻實是泛民領袖所忽視的事實：六四是港人心中的一根刺，但不可能再是泛民的政治資產！
我們參與悼念六四民運慘劇，希望向北京政府表達要求平反六四的訊息，盼望中國的民主進程能健康發展。而從前七一的主要抗爭議題亦是民主發展進程，但焦點則集中於本地的政制發展，近年主題混雜百花齊放，抗爭對象主要為特區政府和一眾當權派人士。
可是，我們的政制發展即使變得如何民主，仍改變不了其先天性的畸形缺陷。試問一個全民普選的特首如何能在討好北京和服務市民兩者間取得平衡呢？前任特首因為過份親北京而盡失民心，現任特首嘗試以甚權術官威處理矛盾但亦不見得如何成功，將來的民選特首要對選民負責，亦同時要面對中南海的政治文化，其工作之艱巨恐怕亦已嚇退不少有心人。
香港的經濟前途如何，我們當然懂得北望神州。我們的政治前景，亦由不得我們獨斷獨行。大家可不要再被基本法裡的花言巧語所蒙騙了！要爭取，就得面向中南海！要抗爭，就得操往中聯辦！
特首失言，再一次按捺不住心裡的精英主義情緒，硬是要在「六四」這敏感話題上跟泛民正面交鋒，更一時情急拋出「代表港人論」，惹來群眾圍攻。
先談「六四」，特首的「經濟優先」論述跟大部份親北京人士的意見相當刎合，事實上亦跟不少港人的看法相近。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內地經濟力量一日千里，港人要向這經濟現實低頭亦實在無可厚非。既是如此，筆者絕對可以接受大家為保住跟內地良好的經濟關係而對當年的學運不作評論，但動輒便走出來自以為是地利用內地經濟改革開放的成就來解釋當年的暴行則無法令人信服。
試問，假如當年的領導人能夠妥善處理民運事件，讓民眾和平離開天安門，難道我們就一定無法享受這二十年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嗎？誰能保證中國政治上的民主發展跟經濟上的改革開放無法雙軌並行呢？
再談「代表論」，泛民議員在特首失言後離場抗議，「曾蔭權不代表我」定將成為「六四」和「七一」的重點反建制口號。那麼，誰能代表我們呢？
這其實是相當複雜的問題。事實上，任何人都不能代表任何人，正如父母亦無法全面代表子女的一切思想和個人意志，親如夫妻亦無法代表對方的所有意願，那更何況我們用選票挑選出來的立法會議員，以至這位沒有普選認受性的特首！
但另一方面，任何人只要擁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觸覺，好好的善用語言技巧，亦實在不難代表其他人。奧巴馬輕鬆地走出來，胡扯一兩句說話便能代表美國立國而來多年的傳統價值，布殊當年亦是代表美國人根深蒂固的基督教傳統價值才能連任。正面地看，政治領裡這樣做的確能夠團結軍心，提升人民士氣，統一國民意志。但我們亦可以批評這些政治動物強姦民意，迷惑人心，利用其個人政治魅力鼓動民意從而實踐其個人意志。
可惜，我們的領導人沒有多少政治魅力，卻被冠上強姦民意的罪名。不過，他也相當幸運，大概因為港人亦已習慣其驕橫，其民望亦沒有受到多大影響。
那究竟是特首的運氣，還是我們的倒霉呢？
南韓前總統盧武鉉墮崖身亡，即使臨行前的遺書表明自身清白，其官司始終無法開審，生前死後亦要帶著貪瀆的罪名。
同是律師出身以清廉見稱的台灣前總統陳水扁可則沒有那麼笨！既然明知道自己在法律上無路可退，倒不如耍盡各式各樣的無賴招數讓政敵難堪，深信自己的厚臉皮隨時有機會救自己一命！反之，南韓盧武鉉就是想不通，在遺書上天真的以為歷史能夠凌駕於現時的反貪法例為自己還清白，竟然如日本武士般自行了結生命以逃避現實，把一生內疚的夢魘加推於身邊同樣犯貪賄的家人。
權力令人腐化，絕對權力令人絕對腐化，但其實這樣的腐化亦不只限於極權國家。我們或許還可勉強推說南韓和台灣的民主制度發展相對上比較短，但即使在民主制度發展相對較健全的美國，最近伊利諾州州長的賣官醜聞亦令全球為之側目。
原來，無論你當初用那種方法登上權力頂峰，就總會面對濫權貪瀆的誘惑。我不相信我們的曾特首會成為下一個陳水扁或盧武鉉，但他最近「代表所有香港人」的言論正就反映其處於權力頂峰那狂妄的心態！即使他沒有甚麼實質的貪腐行為，他被權力慾薰染的形象倒已深入民心。
在本地傳媒為我們提供的有限國際視野中，現在只有台灣的馬英九和美國的奧巴馬還稱得上是政治清流。看倌要留意的可不只是這兩位政治領袖如何帶領國民對抗金融海嘯，還得好好觀察他們是否可能堅毅地駕馭手中極權所帶來的誘惑。
現代政治本來就是混濁的！
十年前曾被認為是註定失敗的區域性貨幣，轉眼間已成為全球第二大貨幣。歐洲央行在過去的十年努力控制歐羅利率，促成歐元區歷史上最溫和的通貨膨脹時期，令各地投資者及中史銀行均對這年輕的貨幣單位充滿信心，短短十年內成為繼美元以後最重要的國家儲備貨幣單位。
在一眾歡呼中，歐羅的十周歲碰巧遇上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這個曾被投資者認為能夠威脅美元地位的年輕貨幣終於遇上真正的挑戰。歐盟成員國中還未採納歐羅的冰島差點兒破產收場，現在老實不客氣要盡快加入歐羅區，東歐地區中不少剛加入歐盟的成員國亦恨不得快點採納歐羅，以求取歐洲一體化大樹好遮蔭的好處。可是，歐洲央行規定歐盟成員國採納歐羅前政府的赤字不得超過國民生產總值若干百分點，令不少東歐新興經濟體望門輕嘆。
另一邊廂，匯率在二戰後多次大幅波動的大英帝國成為是次金融海嘯中元氣大傷的一大受害者，倫敦城內金融業的淪亡跟樓市泡沫的爆破令英國經濟疲憊不堪，其匯率亦因而大幅貶值。然而，英鎊的貶值卻能發揮自動調節經濟的作用，在全球需求放緩的環境下保持英國外銷品一定程度的價格競爭力，亦大大有機會振興本土旅遊業，情況似乎比英倫海峽對岸的法國和德國兩大經濟體較為樂觀。
歐羅區中的意大利可能是十年來最大的輸家。羅馬政府採納歐元十年以來，經濟就一直死沉沉的，意國政府喪失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單靠本地的財政政策亦無法刺激本土經濟，令意大利成為歐羅區十年來經濟增長最為緩慢的經濟體。意大利本身的金融業務並不發達，故此未受是次金融海嘯的正面衝擊，然而本土經濟卻難免在全球需求急速放緩的劣勢中倖免於難，不少論者更揣測意國政府無法償還歐元國債的可能，屆時意大利可能成為第一個退出歐羅區的歐盟成員國，繼而引發的連鎖效應隨時可能會導致新一波的金融海嘯。
除卻經濟因素，歐洲各國間的政治矛盾亦可能會阻礙歐羅未來的發展。近來俄羅斯多番生事，出戰格魯吉亞後又以手中的天然氣威脅東歐各國，令東歐地區的地緣政治危機升級。北歐各國亦為北極的豐富海洋資源爭持不下，歐盟本身的管治威信亦因多國國民否決《里斯本條約》而搖搖欲墜，歐洲未來數年的政經發展肯定相當精彩，我們遠在東亞邊陲亦實在不能錯過。
上星期，筆者在難得的工餘時看了一齣好幾年前的電影，叫《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講述二百多年前一名英國國會議員如何堅毅不屈地花上數十年去推翻奴隸制度。
政治史一直是筆者最感興趣的科目之一，而這部電影令本人最感震撼的就是其故事本身。兩名名校畢業的小伙子廿多歲便當上國會議員，其中一名(William Pitt)更當上首相，令筆者不禁猜想他們是否就是法國大革命時代裡大英帝國的奧巴馬。電影中各人的眼神和對話均能表現出政治的魔力，其中的英式幽默亦令國際視野狹窄的筆者大感欣慰。故事主角William Wilberforce排除萬難，力倡廢除奴隸制，在議會中滔滔雄辯，亦不忘在貴族社會中推動反奴教育，絕對是本地政客議政的大好教材。
筆者由此想起去年看過的另一齣電影 – Charlie Wilson’s War《韋氏風雲》。此片的中文譯名固然比《奇異恩典》更為不倫不類，故事內容亦充斥著大美國主義。電影製作人似乎嘗試極具野心地說明美國人每次對外征戰都為著良好意願卻又總是留下無法收拾的爛攤子，暗諷布殊政府的伊戰策略，但情節舖排似乎有點兒戲，令故事的說服力大減。
政治，乃眾人之事。要在眾人紛紜之見中找出平衡，自當要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原則下進行辯論，交換雙方理據。今天我們看奴隸制，當然認為道理總應站在反對派那一邊。或許，數百年後，同性婚姻亦能為世人所接受，今天我們所提及的傳統家庭價值屆時業已變質，所謂的正邪對錯又怎可能是區區一個黃成智或是梁美芬可以為市民定奪，但我們又總不能因此而硬把他們打成出賣選民利益的惡棍吧！(在此，筆者不得不提及信報練乙諍的論點：破壞傳統家庭價值的並非同志關係，而是兩性婚姻間包二奶、離婚等種種問題！)
當年美國立國之初，一眾州代表在議會中閉關辯論，從而令美國憲法誕生。今日議事堂內一眾政客質素參差，能夠實實在在的議事論事者已經為數甚少，取而代之的只有懂得在鎂光燈下博取市民掌聲吶喊的政客。
將來普選來臨，我們又希望大家選出來的民意代表應具備何等質素呢？
筆者前往紐約途中，於航機中觀看了一套有關當年西雅圖世貿會議外示威的電影，名為《Battle in Seattle》，細緻描述多名示威領袖由計劃到行動，由失控到暴亂，由下牢到獲釋，當中政府官員、示威人群、警察以及無辜市民的心路歷程。
故事中的示威領袖均有著不同的背景和示威訴求，有人要求世貿關注窮國利益，亦有關注全球暖化的聲音，還有愛護動物、關注弱勢社群、公平貿易等不同種類的訴求。示威人士於會議首日包圍會場，令與會人士無法進場，逼使會議流會。西雅圖市長既要維持當初跟示威者和平共處的承諾，又受到多方壓力要求以強硬手段對付阻礙會議進行的示威者，最終容許警方利用胡椒噴霧驅散人群，而事件亦開始摲摲失控。
隨後，示威領袖無法控制部份主張以暴力破壞周遭商戶的示威者，警方鎮壓示烕者時誤傷一名警員的懷孕妻子以致嬰兒流產，警員以暴力發洩多日來的壓力令無辜的和平示威者、記者和路人受襲，會場內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的分歧無法消弭以致最終會議不歡而散。
筆者回想起零六年十二月於香港舉辦的世貿會議，一眾市民或許只會記得韓國農民如何在駱克道為公平貿易而抗爭，亦可能依俙記得梁國雄怎樣帶領示威者衝擊會場外的圍牆。示威民眾利用激烈的行動引人注目，到頭來亦只能點點滴滴地影響一小部份人，大眾只會膚淺地關心自身的短期利益 (例如示威人群在鬧市中阻街妨礙市民購物消費) ，而富國與窮國之間的紛爭亦斷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完滿的解決。
甚麼公平貿易、全球暖化、貧富懸殊等大小議題，每次都是這樣地一窩蜂的湧出來，卻又是這樣地被當權者一併拖下去。民眾還是這樣地生活，富人還是如此無情地剝削，窮國還是如此絕望地捱下去。難道這就是悲劇既定的情節嗎？我們能夠改變嗎？
亞視近日的高層變動，或許是繼九鐵當年的兵變後最引人入勝的企管個案。十二日的維新演義，到頭來兩個大男人之間的情與義 (又或者其實是一場意氣之爭) 旋即成為一場鬧劇，更胡鬧的是把這場表演放在立法會議事廳內公演。
一眾尊貴議員假以關心亞視前途之名，表達對電視傳媒在亞視倒閉後被壟斷的高度關注。連串炮火集中攻擊亞視那疑似「央視十台」的形象，卻拿不出甚麼有力的指控，更遑論甚麼有建設性的復興改革提議。議員要關心市民所關心的，卻為大家無限放大舞台上荒謬的鬧劇，那豈不是要引用特權法傳召倪震周慧敏？
領匯加租，商戶怨聲載道，議員於是動議要求政府回購領匯以重奪控制權。地鐵取消長者優惠，市民叫苦連天，議員於是要求政府介入干預。那麼，咱們的政府將來大可購置本港金融、地產、傳媒等各行各業，確保人人有工做，達致具有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社會。
當大家近日在街上遇見朋友時，總會特別熱心問候，但問候時又生怕說錯話而總是戰戰兢兢的，假若遇到不幸被逼加入失業大軍的朋友卻又愛莫能助。失業的固然徬徨失措，旁觀的亦膽戰心驚，而其實當劊子手的那位亦不會好受。
今天收到同事的電郵，細緻地描述銀行財資部裡裁員的真實情況。當一切皆準備就緒之時，被選中的員工會收到電話通知前往某層某一會議室，人事部的職員便要冒著生命危險去親身面對面向員工宣佈這「痛苦的決定」，與此同時IT職員亦已立即佔據被炒員工的電腦啟動清洗程式，受害者返回座位時亦只能盡快執包袱離開。故此，當你發現IT部的同事在你身邊流連時，你和你附近的同事很可能即將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每當裁員的消息不逕而走時，本地工會領袖和立法會議員總會破口大罵僱主，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成為傳媒和政客肆意攻擊的目標。筆者身為打工仔亦當然理解一眾勞動階層的慘痛，但假如要僱主咬緊牙根以致破產收場，屆時全體員工不分優劣皆要加入失業行列。相比之下，裁員有利於企業長遠發展，似乎是對表現較優員工的一個較公平的選擇。
這種矛盾亦正正出現在現時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就政府應否注資挽救汽車業的爭論中。美國三大車廠近來經營困難，營運資金只能多捱數周，屆時一旦倒閉會令超過三百萬人失業，肯定會為美國以至全球經濟帶來重大打擊。民主黨提倡政府積極介入，以當日國會通過的七千億中拿出一部份挽救汽車業，但共和黨卻認為車廠弄至如斯境地乃其多年策略錯誤，政府的注資只能令車廠苟延殘喘，三百多萬車廠員工最終亦難逃失業的厄運，而納稅人的錢卻頭也不回地一江春水向東流。
事情就是這樣，看似是大條道理。仔細一看，是非曲直其實也是模稜兩可。
要解決我們的政改爭論，其實亦斷不能將香港從整個大中華地區中抽出來獨立討論，既是一國(假如我們還要政治正確地包括台灣)，兩制也總不能相差太遠。
台灣大陸要搞三通，事情並非單純經濟事務那麼簡單。綠營搬出不少跟經濟相關的中國威脅論，揚言馬英九政府對大陸的經濟開放政策會令不少大陸廉價勞工搶掉本土職位，亦同時擔心中共派來的經濟甜頭會淨化台灣人對中共的敵對意識，就像港澳兩地居民一樣遭內地政府以文化經濟軟性侵蝕。同時，大陸亦不太積極推動兩岸的經濟開放政策，理由當然不是要保護香港這個中間樞紐，而是內地政府在政治上還未曾預備這種形式的開放。
中共對內地媒體的監控非常厲害，部份對外界好奇的民眾可能就會趁外遊時到外面汲取一些在國內被阻截的資訊。每年六月的維園集會中總有不少操國語的自遊人客，本港鬧市中不少書店亦以售賣內地禁書來招攬內地書客，可見內地人在離境後對外間有關民主資訊的渴求。可是，假如內地人能夠在台灣親身感受馬英九跟謝長廷的選舉對決，內地政府難道不會為自遊客內心那份感動而擔憂嗎？
台灣的政治發展在中共的控制範圍以外，這個大家亦相當明白。但香港既是中共實施主權的地方，內地政府豈容小小特區的民主進程改變整個大陸的政治氣候！
筆者年輕時還會聽從奧巴馬式「YES WE CAN」的口號呼籲，推動香港的全面雙普選，以燃亮全國民主發展之路。現在，我學懂現實的殘酷，理解到個人力量(或者是烏合之眾的力量)之渺小。
雙普選，固然離我很遠。一個甚麼形式的雙普選才較適合香港這個特別的環境，我沒有答案。
你有可以說服我的答案嗎？
繼續談全面直選之時，筆者從友人的網誌上得知支持引用特權法的立法會議員猛烈抨擊持理性觀點反對的信報，更呼籲民眾罷買信報，將異於己見的人上綱上線為敵人，無聊幼稚地把對方放在二元對立面，再一次證明本地政客心胸之獈窄。
本地華人沒有民主選舉應有互相尊重的文化，這既是部份論者反對全面直選的理由，亦可能是沒有全面直選的後果。
當本地的政治市場全面開放，我們會遇到的未必是歐美民主國家那種互相尊重的和諧，因為長期受利益集團壓迫的弱勢社群會利用手中的選票把民粹主義送進議會和政府，直到他們的施政令民眾徹底失望為止。台灣就是這樣地進行了政權的二次輪替，但重新執政的國民黨似乎未能令社會真正走上民主和諧的道路。
既是如此，維持現狀豈不是最佳選擇？君不見曾蔭權政府縱使如何努力亦無法實在地取得市民和議會的支持，行政長官的選舉方式始終政府認受性高低的關鍵。曾特首視民望如浮雲實在所言非虛，因為他既沒有廣泛市民的選票支持，亦無法跟議政士共組執政聯盟，政府聲望跟市民對經濟生活的滿意程度共同進退，民望自然比浮雲更虛幻！
那些標榜務實理性的議會代議士不斷高呼「循序漸進」，似乎是怯懦的原地踏步和激進的翻天覆地兩者間較理想的選擇，然而事實上回歸十一年來的歷史證明所謂的循序漸進只會成為激進保守兩派間的政治劇鬥，保守的當權者最後自然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阻礙制度的改進，而零五年激進改革派的強硬立場亦令些微寸進的政改方案觸礁，最終受害的仍是被政客當作棋子般玩弄的普羅大眾。
停滯、緩推、急進三種策略均有利有害，要平衡各方利益實非易事，但如此困局被保守派詮釋為「未有民主選舉的準備」，卻同時被改革派視作「佔領道德高地的契機」，民眾其實未必能在多次政改諮詢期間避過政客的口誅筆伐而作出冷靜理性的選擇。
筆者始終希望全面的民主直選能盡快降臨，但實在想不到甚麼妙計以減輕改革過程中陣痛。
ISLAND MO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