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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筆者都希望特首和立法會的全面直選能夠盡快實行。然而，近日立法會大比數通過以特權法調查雷曼迷債一事以及較早前社會上對施政報告中生果金的一番爭論，動搖筆者多年來的想法。
可能是物以類聚的關係，筆者大部份於銀行或會計界幹活的朋友討論雷曼迷債事件時，既對被誤導的苦主表示同情，亦深信其中部份個案中的銀行職員曾在銷售時作出具誤導成分的描述，但對立法會雷曼小組引用特權法調查一事均感不滿 (筆者於前文曾提及反對引用特權法之因由，在此不再複述)。可是，當立法會大會就此事進行表決時，投棄權或反對票的只有份屬少數的功能界別議員 (當中包括本身銀行界及會計界的代表李國寶和陳茂波)，而地區議席中能鼓起勇氣獨排眾議的就只有葉劉淑儀一人。同樣地，月前社會上就生果金的爭論中，反對派的社民連、民主黨和公民黨跟建制派的民建聯都站在同一陣線狠批政府，沒有誰能夠真正代表理性的選民在議會中提出較理性客觀的建議。
筆者跟大部份業界選民這時才發現大部份地區議席的議員其實並不能夠真正反映自己的聲音，反而那些循小圈子選舉進入立法會的功能界別議員卻較能為我們這批選民反映這些在社會中被視為異見的聲音。筆者基於專業界別的精英心態，自負地認為專業界別的想法有時的確能夠在紛亂的社會氣氛下為社會長遠的發展提出較獨立理性的專業意見，從而發現功能界別在本港畸形議會生態中的存在價值。
再拿一個較極端的譬喻來說明。假若一個實施立法會全面直選的社區內有一百萬選民人口，其中八十萬人屬於知識水平較低的勞動階層，十五萬人屬於法律會計等專業界別，餘下的就是商界的富裕階層。在一人一票的情況下，大部份議會代表均會以照顧勞動階層利業為首要任務，劫富濟貧亦理所當然地成為議會的主導思想，商界以及專業界別的聲音亦因為選民人數太少而被邊緣化。
當然，商界及專業界別均能利用其強大的資金培養政治人才作其代理人，爭取大眾市民的支持，並同時在議會中反映商界和專業界別的聲音，美國的共和黨和英國的保守黨就是最鮮明的例子。可是，本港一些在地區直選中標榜代表中產階層的政客最後還是在議會投票中背叛大部份中產的理性聲音，商界人士將全面直選和民粹主義扯上關係亦實在不無道理。
由此，立法會議席是否應該全面直選？功能界別議席應否全面取消？筆者再無法一面倒地應對這些看似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故亦無法在一篇短文中一概而論，只得日後另文再述。
立法會即將就是否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法》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銀行銷售雷曼迷債事件進行辯論投票。
大概銀行一眾「賓架」平日進行甚麼風險管理，亦無法預料事情會發展至這沒有退路的通輸困局。立法會一旦通過特權調查，既不能真正幫助苦主盡快追討損失，更會造成極壞先例破壞本港的法治。
李國寶身為銀行界代表，四出游說議員投票反對，其理據為此獨立調查會加重銀行處理迷債投訴的壓力，在資源人手不足的情況下拖慢解決事情的進度。如此云云，於金融業內打滾的局內人當然明白銀行的苦處，但這些因由則實在難以說服苦主以致被民粹政客及傳媒誘遍的大眾。
筆者姑且大膽地作出一個譬喻。一群小販在街上販賣毒奶粉，路過的警員事前接受訓練，懂得分辨奶粉是否有毒，但他們見狀卻沒有多加阻止，後來買了毒奶粉的民眾出事而鬧至滿城風雨。法院接受民眾的申訴，但製作毒奶粉的人早已投河自盡，只得將販賣毒奶粉的小販全數鎖進大牢候審，只待司法機關找到小販明知奶粉有毒仍繼續販賣的證據便可立案起訴。與此同時，議會的尊貴議員為顯其為民請命的角色，運用特權法越過司法機關直接拷問涉案小販，在民情洶湧的情況下一致判定小販罪該萬死，卻竟然放生那些知情而失職的行政執法機關。
虛構的故事發展下去，小販便會在司法機關找到證據前被判死刑。由此，筆者想到二百多年前法國大革命的國民議會就是利用這樣的特權法把無數平民貴族送上斷頭台。筆者這樣的推想固然過份誇張，但譬喻中的歪理事實上正在反映現時政治環境的荒謬。
假如立法會利用特權法調查監管機構有否失職，筆者認為這做法絕對值得支持，因為這樣正就是立法議會監察行政機關的重要角色。但議會代表濫用法例賦予的特權，越過正常的司法程序以達致個人政治目的，就實在有違其立法議會的功能和角色，任何個體均可能面對司法程序以外的一面倒式批鬥。
可惜，當議會內的建制派亦打算向走錯方向的民意傾倒時，真正擁護理性平等的選民又能寄望誰能在議會中為香港的法治而發聲？
台灣人就是那麼可愛！
陳雲林結束訪台，返京後仍不忘高度讚揚台北圓山飯店服務員的服務質素。的確，台灣的服務性行業在華語社區中實在首屈一指，從業員的專業而誠懇的服務態度總能令顧客留下深刻印象。還記得筆者兩年前到花蓮瑞穗的紅葉溫泉留宿，飯店的年輕少主人親自前往瑞穗火車站迎接，急忙地把行李抬進車內，卻又沒有立即送我們到飯店，反而自掏腰包請客教我們親嘗當地台式飲品，好像老朋友重遇般跟我們在那「冰室」裡暢談。
台灣人或許多年來還受著前殖民宗主國日本的文化影響，總是無微不至地體貼照顧顧客的需要，就是恰到好處的去掉了中港兩地的勢利市儈，令顧客賓至如歸。
當年筆者離開花蓮，到南部墾丁留宿。離開火車站便遇上的士司機拉客，筆者的潛意識對這種拉客行為定性為危險不老實的商業活動，但的士司機鍥而不捨地游說，三番四次地保證其比巴士較低廉的價格和更快速的車程，就令我們膽粗粗地跟他上車。司機在車上滔滔不絕地介紹墾丁的旅遊名勝，稱職地擔當著嚮導的角色，還在中途停下車子讓我們拍照，在岸邊遙望遠處的澎湖群島，到埗後亦按當初的明碼實價收費。司機就是要努力地向遊客說明台灣人的老實，證明他們就是跟廣州深圳的老千司機大不相同。
台灣人就是那麼與別不同。
就正是如此，他們有著強烈的本土意識，亦因為這種本土民族優越感而抗拒中共政經勢力的入侵。馬英九對大陸的溫和政策在大部份港人眼中看似理所當然，但台灣人就真的可以寧要經濟衰退也不接受大陸的小恩小惠，更會走到街上嗆馬圍陳再來一次悲情的抗爭。馬英九由當選時的如日中天插水式演變成今天的軟弱無能，戲劇性程度跟前總統千金陳幸妤墮落成瘋婦一樣可觀。
台灣人就是那麼不可理喻。
中共高層若然無法理解台灣這麼有趣的民情，可別要使用一般對港澳同胞利字當頭的統戰手段，否則諸如張銘清陳雲林等風度翩翩之輩亦招架不住台灣非理性群眾的反響。
前文談論美國總統選舉時，為美國人能夠實現平等民權的相互包容而感嘆。
想深一層，假如國人真能如此包容，今天大中華地區的政治形勢可不會如此紛亂。海協會高層到訪台灣，分別被襲擊和圍堵，綠營的貪腐總統乘勢重出江湖狙擊軟弱的馬總統，藍綠兩大陣營繼年初總統大選後再度激烈分化對立，為是就是統獨之爭 ── 一個永無休止的意識形態之爭。
筆者於殖民地長大，沒有甚麼五星旗下激情感動的國民意識，只有一定程度的本土情意結。或許務實的香港人可不會像台灣人那麼浪漫，不懂得將本土意識上綱上線以爭取主權獨立，亦同時會在廿三條這種大是大非的議題上站出來發聲。我們願意看見和平理性的相互尊重，而不是粗暴野蠻的對立抗爭。
筆者不願看見兩岸對峙甚或是藏獨疆獨等內耗局面，但既然一個大一統的主權國家不可能是大家能夠接受的理想模式，何不考慮一個類似美國聯邦制甚或是歐盟等較鬆散的分治聯盟呢？只要各方領袖願意狠狠地拋開沉重的歷史包袱，運用當年鄧小平構想一國兩制的創意，事情總不會沒有解決的方法。
可惜，政治從來不是如此簡單。鬆散的分治聯盟固然能令各方保留其政治和文化上應有的傳統，亦能在經濟發展上達致雙贏，但政治領袖若然要站出來推動這種管治模式則必然得罪屬於統獨光譜極端的支持者，可真要很大的勇氣才能擔當的政治風險，情況就如香港的政府官員從來不敢冒險推翻聯繫匯率一樣。
誰能當上我們的奧巴馬為我們的困局帶來改變呢？
“But above all, I will never forget who this victory truly belongs to – it belongs to you.”
“We fought — we fought as hard as we could. And though we feel short, the failure is mine, not yours.”
成功的榮耀歸於群眾，失敗的屈辱則屬於自己。
成王敗寇，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總應該是風度翩翩的君子之爭，洋鬼子在選舉中互放暗箭的同時亦能在辯論中理性地討論政經大事，當中舖天蓋地的宣傳推銷令民眾歎為觀止，亦教海外的旁觀者大開眼界。四年一度的美國總統選舉，實在遠比咱們的立法會以至特首選舉好看，就連華語區最為民主的台灣總統選舉的可觀性亦被比下去。
奧巴馬最終成功當選，其歷史意義已經/即將被各大傳媒不厭其煩地分析報導，筆者在此不贅。回望中華大地，不知道南亞族裔要到那時候才能在香港這個國際都會當上立法會議員甚或特首，亦不知道回蒙藏等少數族裔人士何時能夠當上國家主席。咱們可不能賴皮地推說甚麼國情民情不盡相同，因為平等的民權乃是普世價值。
對此，筆者比較悲觀。中國人連同族的異己也容不下，更遑論異族！
曾經有人說過：「青年人在三十歳前不夠『左』，就沒有年輕時應有的激情；但三十歳後還是那麼『左』，則大概還未能成熟地認清社會的運作。」
根據筆者在網上維基百科查證所得，本地傳媒一直沿用於「左派」和「右派」的定義其實相當狹隘，事實上國際上較廣義的詮釋有下列多項：
- 公平的結果是左；公平的程序是右：古典自由主義強調程序的公平，自由市場便是例子之一。自由意志主義學者羅伯特·諾齊克便是強調區分「歷史過程」和「最後結果」兩者的20世紀知名理論家之一。但另一方面，現代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如約翰·羅爾斯則主張左派的政策也是使用以過程為根基的推論，而一些新保守主義者傾向使用軍事手段建立民主才是屬於最後結果。
- 反對自由市場造成的不均等為左；而接受之則為右：通常，政治上的爭論都是聚焦於政府究竟應該（干涉主義）或不應該（自由放任）介入經濟以救濟貧窮的問題上。諾蘭曲線將這個差異作為左派和右派兩大差異的軸線之一。不過，政府的干涉並不一定就代表重新分配財富或平等主義的政策：一些形式的干涉是為了滿足某些財團公司的利益，例如社團主義的政策。所以左派往往支持對於少數民族、中下層民眾等弱勢群體進行援助、保護，而右派偏好順其自然、自由競爭，即使其結果是造成主導種族、階層對政治和經濟的掌控。
- 偏好一個「更大的」政府為左；偏好一個「更小的」政府為右：政府的大小在這裡可以視為是政策和立場的差異，雖然政府僱員的數量通常被用以作為主要指標。不過，一些人也注意到某些政治流派如無政府共產主義、自由社會主義的存在與這種政治光譜不相合，反而如同諾蘭曲線一般垂直於左右派之外。
- 平等為左；自由為右：提出這種區隔的是哲學家諾貝托·波比歐（Norberto Bobbio）和Danielle Allen。波比歐主張唯一準確的左右派差異是有關人們對平等理念的態度，因為只有左派會想要保護或促進平等，而右派則會想要維持或增加不平等。左派和右派也同樣都宣稱同時追求平等和自由兩者，然而他們對這兩詞卻又有不同的解釋方式。
- 國際主義和世界觀為左；國家利益為右：經濟民族主義或貿易保護主義在左右兩派都可以發現，左派的保護主義是以確保國內的工作機會為目標，而右派的保護主義則是為了保護本國的公司和經濟。
- 認為人性本善為左；認為人性本惡為右：在這裡左派認為邪惡和痛苦是由社會的不公平所造成的，修正此問題便能使人性向善。而右派認為邪惡是人性必然產生的。可是，人性本善說有人必須因為好保護這樣的保守的側面，一方的人性本惡說有人必須因為壞改變這樣的革新性的側面。
- 社會主義為左；資本主義為右：這是近代最廣為所知的分法，多數媒體中提到左右派時也多半是指此種分法。這裡的社會主義泛指高稅收、高福利、高政府干預調控的政治體制。而不是共產黨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
筆者以上的節錄只為部份對左右兩派的解釋，但已足證筆者以至大部份港人對政治經濟思想光譜的無知。但當筆者嘗試重新思考自己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立場時，上述的一系列解說依舊令筆者搞不清自己該被歸納在那一派標籤內。
在本港的政治環境中，筆者支持盡快實施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席的全面普選。民主選舉的理念相對於本地現存半民主的建制可謂偏左的改革性思維，但事實上這種全民參與的普選在國際左右標準中的確是一種相對公平的程序。選舉結果未必能夠公平地照顧每一個選民的需要，但起碼這樣的選舉程序可以公平地令選民信服，這似乎又是右派的思想！事實上，共產黨正是利用軍事強權倡導以穏定壓倒一切，從而令民眾享有公平的政治和經濟權利。那麼，咱們的社民連振振有辭地聲稱自己才是真正的左派，可能只為承傳「沒有抗爭那有改變」的左派革新思維，又實在不無道理。
經濟學說中的左右派別似乎比較容易識別。筆者自高中經濟科教育始接受張五常的芝加哥學派所洗腦，信奉佛列民的自由放任經濟思想，認為市場可以自然調節，無須政府出手干預。然而，筆者並不支持傳統經濟右派所倡導的經濟民族主義或貿易保護主義，再一次出現左右不分的情況。
返回對當前局勢的討論，事實勝於雄辯，當前形勢實在令筆者以至前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等這類「自由放任經濟學派」無話可說，但執意「死雞撐飯蓋」的筆者倒認為出事的在於維持自由放任經濟健康成長的健全監管法制。當監管機構未能好好地在大市場中扮演小政府應有的角色時，人類的貪婪既可支撐市場，亦能把經濟垮倒，但這並不代表政府應該走進市場裡跟其他持份者一起參與市場活動，情況就如足球場上的球證理應確保球員在遵守球例的情況下進行球賽，而不是在球場上跟球員一起「爭波踢」！
由此，支持民主普選的筆者並不支持政府威迫銀行回購問題迷你債券，亦不太認同政府撤回生果金資產審查的做法，故亦無法跟泛民站在同一陣線。可是，立法會中根本沒有支持自由放任經濟的議員為我們發聲，連傳統建制派的一眾議員均強烈要求政府增加公共開支干預市場，怪不得不少論者形容回歸後的香港在經濟上比內地更「左」！
政客為表對弱勢社群的關注，動輒倡議政府透過公共開支直接干預市場，令弱勢民眾即時受益，但長遠而言這種干預措施會造成制度上的不公平，繼而導致更多經濟上的問題，屆時再走回頭路就會面對更大阻力。金融海嘯下人人自危，政府要即時採取果斷措施止血救市固然無可厚非，但筆者愚見並不認為現時社會上一面倒傾向經濟左派的支持是健康理性的發展。
究竟長者生果金是甚麼？
據筆者對生果金有限的認識，這是有別於綜援的一項長者津貼，原意為以一點買生果的零錢對長者年輕時為社會所作出的貢獻聊表心意，但現在已被詮釋為救濟金。曾特首在最新的施政報告中接受建議提高生果金金額至一千大元，條件為申領生果金人士須接受入息審查，引起社會中極大迴響。
特首為平息民怨，事後嘗試親自解話，以未來數十年人口老化的問題作嚇唬民眾的論據，預期屆時每一位成年人須每月付出五百大元以支付龐大的長者生果金。筆者認同本港人口老化問題的嚴重性，但今次提高津貼金額時加入審查的舉措非但無法紓緩長者困難的生活，更令原來對長者的額外善意補貼變成另類綜援，激化社會上的矛盾。
既是如此，政府倒不如保留原來的生果金津貼水平，繼而另立長者救濟津貼以援助真正有需要的老人家，從以填補生果金和綜援的不足。當然，政府在人口老化問題的大前提下絕不能胡亂派糖以免將來在社會福利津貼金額上易加難減，但在如此敏感時刻以入息資產審查來嘗試減輕未來在老人問題上的開支負擔實屬不智，為原本平平無奇的施政報告徒添攻擊點，令特首的浮雲民望進一步下挫！
施政報告出爐，議員學者媒體以及市民一致認為這是極其空洞無物的一份施政方針，其中不少議題只是去年同一議題的有限度延續，可謂曾班子上台以來最不為大眾所滿意的一份施政報告。
報告中最具爭議的不是政府應付金融海嘯的對策，因為那些存款全保等救市措施早已在宣讀施政報告前一天出街，況且市場對政府救市與否根本沒有期望，令傳媒大眾一致聚焦於最低工資和生果金兩大重要民生議題上。
筆者自己曾多次透過報章、講座、或是求學時期的課本中接觸這些議題。從前張五常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理論強調市場的無形力量，認為最低工資這種政府管制會令僱主減少招聘，間接提升失業率，對勞工反而更加不利。然而，畢業後踏入社會，倒見識到不少勞工的實際慘況。同時，世界各地亦有不少實施最低工資的成功例子，令筆者當年對市場力量的迷信亦開始動搖。話雖如此，筆者尚算中產階級一名，始終無法透徹明白底層勞工的苦況，亦實在不敢以局外人的角度為這項影響別人生計的政策作出甚麼意見。固然，市場力量理論倡導政府以提供在職培訓等方式作有限度介入，但僱員再培訓計劃推行多年來對勞工市場的正面效用依舊成疑，怪不得勞工界人士不得不爭取立法推行最低工資。筆者若以「姑且一試」的心態形容對最低工資政策的態度似乎有點不負責任，但亦實在想不到甚麼更好的解決方法。
增加長者生果金的建議在社會中擾攘多時，終被政府有條件地採納，而長者申領條件就是要通過一貫官僚化的入息財政審查，原來大眾心目中的仁政頓時變成惡法，再加上社民連三子的「掟蕉事件」令輿論聚焦，社會福利前的一道小小關卡迅即被解讀為與民為敵，咱們的浮雲特首只得繼續在雲霧中拿著黃毓民派發的學生證好好的尋覓傳說中的第三條路線。
香港以至環球的經濟在可預見的將來都無法起死回生，政治及民生經濟議題勢將重新成為社會焦點，曾班子可真要步步為營，小心誤中香蕉襲擊！
經濟成為大眾每天喋喋不休的話題，筆者亦已在過去一個月內多番在這裡就金融議題胡言亂語。
午飯期間，身邊同事朋友又或是附近路過的人都在熱切談論當日股市的跌勢，其中必然有人 (有時包括筆者自己) 總要生怕落伍地爭著發表經濟分析的偉論。
或許，當人類面對不確定性時，便會自然地群起議論。有些人要當未卜先知，但總要懦弱地先為自己的預言準備免責聲明。更多人喜歡當事後孔明，拾人牙慧，在亂世中扮專家。部份篤信「時勢造英雄」的狗熊之輩亦乘勢而起，為民請命，拿著香煙當明燈地帶領群眾在霧海中四處奔走。
正當危機四伏之際，媒體議論紛紛，群眾接收了極度混亂的訊息後亦喋喋不休無所適從。由此，香港變成一個比「家好月圓」更吵的地方！
視民望如浮雲的特首即將公佈其施政報告，報告中一切議題亦將跟金融海嘯掛鈎，且看這位具備「打大鱷」經驗的特首能否如英國的白高敦一樣憑藉其公共財政經驗搖身一變為救市英雄，挽回其狼藉的聲望。
筆者約了朋友到中環聚舊，下班時間搭的士從東區出發，遇上的士司機慢駛遊行，原本十分鐘的車程變成一小時，令筆者難得可以安坐靜聽商台的《左右大局》。
今晚的箭靶是港府的一眾財金官員。新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副局長梁鳳儀曾於電台節目中強調政府會用盡一切彈藥支持本港的金融體系，原意為增強市民對本地金融體制的信心，但其「用盡彈藥論」在今天歐美各大央行相繼斥巨資救市之際似乎來得太合時，令媒體錯以為本地銀行亦如英美兩國的大銀行般瀕臨崩潰邊緣，政府官員不得不在梁副局長的講話「出街」後急忙發新聞稿澄清解畫。與此同時，梁副局長將現時的經濟氣候形容為「黎明前的黑暗」，大有「最壞的日子即將成為過去」的意思，但其上司陳家強局長以及財政司長曾俊華均表達相反意見，再三向公眾強調現今的嚴峻環境只是「大風暴的前奏」。
電台節目主持李慧玲批評政府官員口徑不一致，混亂的訊息令市民無所適從。同時，財金官員近來提醒市民嚴陣以待的警告亦實在來得相當遲緩，一眾高官在今年九月前還在唱好香港，到大難臨頭之時才急忙改口風。身為號稱亞洲金融都會的財金官員行事如此遲鈍混亂，當然抵罵！
可是，李慧玲似乎鬧得過癮便得勢不饒人，以極其民粹的姿態要求財政司長具體交代政府對經濟前景的真實看法。就儘管怪筆者崇洋吧，但事實上連歐美大國的財金官員都被金融海嘯殺個措手不及，我們還能期望任總真能做到他在立法會所述的「先知先覺」嗎？假如我們的財金官員都是未卜先知，香港還會有窮人嗎？
立法會內一眾議員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銀行銷售雷曼迷債一事，竟被兩極化為泛民與親建制兩大陣營的對峙。財金官員上週遊說各大銀行主動回購出事債券，正就是嘗試要求銀行為補聲譽盡早作出補償行動以免被立法會議員以特權法傳召作證。可是，若然銀行還未決定推行有利苦主的回購方案前，立法會議員便已聲嘶力竭地運用特權法傳召銀行高層大肆聲討，銀行為保清白名節反而會奮力對抗，屆時兩敗俱傷又有何益？況且，即使立法會的獨立調查會裁定銀行銷隻手法不當，亦總不能學似高等法院般勒令銀行賠款。那麼，我們為何不能先等待銀行的回購方案以盡快減輕受害者的損失才進一步跟那班「賓架」和監管機構算帳呢？
筆者固然認為本地財金官員的質素的確有待提升，亦認為金管證監實在無法推卸其在迷債事件上的監管缺失。但在如此厲害的金融危機當前，一些「雞蛋裡挑骨頭」的批評又或是甚麼獨立委員會的調查實在難以協助政府在有限的時間內控制危機，當機立斷的救市方案反而能夠穏定市場信心 (英國工黨的白高敦亦因此民望回升) 。魔鬼就在細節中，但當我們清除細節中所有魔鬼後才推出救市方案業已太遲，待危機減退時再重新審視微調政策可能是較有效的權宜之計。
ISLAND MO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