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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集團,曾經在美國以至全球金融界叱吒風雲的巨人,只差一線便會跟隨貝爾斯登和雷曼兄弟湮沒在大歷史的洪流中。

上週一,行政總裁潘迪特在員工大會中宣佈大幅裁員的計劃,職工總數將由去年年終三十七萬五千人的高峰大幅下調至明年年初的三十萬人,七萬五千人就此成為海嘯亡魂。裁員消息對花旗員工來說並非甚麼新鮮事,但上週公佈的裁員數字實在教人大吃一驚,不少員工還未定神便已收到大信封,餘下來的旁觀者亦膽顫心驚,士氣極端低落。

週三,集團宣佈購回資產負債表外的問題資產,並打算於本季為這些問題資產進一步減值。與此同時,集團的財政狀況其實不算太壞,集團九月底的一級資本比率達8.2%,流動現金亦相當充足,多年來的成本問題亦開始受控,但股價卻不斷拾級而下,沽空成交量比平日多出逾百倍,市場信心崩潰,股價由零七年五十美金的高位下跌至上週五的三美元歷史低位,信貨違約掉期(credit drfault swap)的點子亦大幅飆升。

集團高層於是利用週末時間向政府官員求救,而華府各級官員亦通宵達旦地協助制訂最新的拯救方案,最終財政部、聯邦儲備局及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提供的方案為花旗集團注入400億美元的資本,大幅強化了主要資本比率。同時,美國政府承諾擔保超過3,000億美元的資產,亦令集團的資產負債風險大幅減少。

身處各地的高層職員亦善用週末時間好好準備,本週一甫上班便立即發放消息安撫員工以及所有客戶,務求令一切業務能於本週正常運作。

危機,就在一大堆人的努力下化解。但是,假如美國政府和花旗集團高層如常地渡過這週末……

花旗集團世界各地的客戶均會蜂擁地要求終止一切銀行服務,存戶在多國實施政府全面擔保的情況下可能不會像當日東亞銀行擠提那般理性地實踐市場集體的非理性,但客戶仍擔心花旗集團在存款以外各類銀行產品的交易對手風險(counterparty risk),市場信心的進一度崩潰隨時可令銀行的流動性出問題,集團迅即不支垮倒。

假如全球各地的花旗相繼倒下,各國的金融體系亦撐不下去,這亦就是美國政府再度出手救市的原因。

我們似乎無須比較紐倫港三地的金融制度,因為怎樣穏健強大的金融體系亦不可能是無堅不摧戰無不勝。就在現今市場信心極端薄弱之時,任何風吹草動都能被市場投機者利用為散播謠言從而沽空獲利的好機會,看倌儘管靜待下一個受害者何時出現!

要趁機撈底的朋友,可要當心成為大鱷的茶點啊!

多年來,筆者都希望特首和立法會的全面直選能夠盡快實行。然而,近日立法會大比數通過以特權法調查雷曼迷債一事以及較早前社會上對施政報告中生果金的一番爭論,動搖筆者多年來的想法。

可能是物以類聚的關係,筆者大部份於銀行或會計界幹活的朋友討論雷曼迷債事件時,既對被誤導的苦主表示同情,亦深信其中部份個案中的銀行職員曾在銷售時作出具誤導成分的描述,但對立法會雷曼小組引用特權法調查一事均感不滿 (筆者於前文曾提及反對引用特權法之因由,在此不再複述)。可是,當立法會大會就此事進行表決時,投棄權或反對票的只有份屬少數的功能界別議員 (當中包括本身銀行界及會計界的代表李國寶和陳茂波),而地區議席中能鼓起勇氣獨排眾議的就只有葉劉淑儀一人。同樣地,月前社會上就生果金的爭論中,反對派的社民連、民主黨和公民黨跟建制派的民建聯都站在同一陣線狠批政府,沒有誰能夠真正代表理性的選民在議會中提出較理性客觀的建議。

筆者跟大部份業界選民這時才發現大部份地區議席的議員其實並不能夠真正反映自己的聲音,反而那些循小圈子選舉進入立法會的功能界別議員卻較能為我們這批選民反映這些在社會中被視為異見的聲音。筆者基於專業界別的精英心態,自負地認為專業界別的想法有時的確能夠在紛亂的社會氣氛下為社會長遠的發展提出較獨立理性的專業意見,從而發現功能界別在本港畸形議會生態中的存在價值。

再拿一個較極端的譬喻來說明。假若一個實施立法會全面直選的社區內有一百萬選民人口,其中八十萬人屬於知識水平較低的勞動階層,十五萬人屬於法律會計等專業界別,餘下的就是商界的富裕階層。在一人一票的情況下,大部份議會代表均會以照顧勞動階層利業為首要任務,劫富濟貧亦理所當然地成為議會的主導思想,商界以及專業界別的聲音亦因為選民人數太少而被邊緣化。

當然,商界及專業界別均能利用其強大的資金培養政治人才作其代理人,爭取大眾市民的支持,並同時在議會中反映商界和專業界別的聲音,美國的共和黨和英國的保守黨就是最鮮明的例子。可是,本港一些在地區直選中標榜代表中產階層的政客最後還是在議會投票中背叛大部份中產的理性聲音,商界人士將全面直選和民粹主義扯上關係亦實在不無道理。

由此,立法會議席是否應該全面直選?功能界別議席應否全面取消?筆者再無法一面倒地應對這些看似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故亦無法在一篇短文中一概而論,只得日後另文再述。

立法會即將就是否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法》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銀行銷售雷曼迷債事件進行辯論投票。

大概銀行一眾「賓架」平日進行甚麼風險管理,亦無法預料事情會發展至這沒有退路的通輸困局。立法會一旦通過特權調查,既不能真正幫助苦主盡快追討損失,更會造成極壞先例破壞本港的法治。

李國寶身為銀行界代表,四出游說議員投票反對,其理據為此獨立調查會加重銀行處理迷債投訴的壓力,在資源人手不足的情況下拖慢解決事情的進度。如此云云,於金融業內打滾的局內人當然明白銀行的苦處,但這些因由則實在難以說服苦主以致被民粹政客及傳媒誘遍的大眾。

筆者姑且大膽地作出一個譬喻。一群小販在街上販賣毒奶粉,路過的警員事前接受訓練,懂得分辨奶粉是否有毒,但他們見狀卻沒有多加阻止,後來買了毒奶粉的民眾出事而鬧至滿城風雨。法院接受民眾的申訴,但製作毒奶粉的人早已投河自盡,只得將販賣毒奶粉的小販全數鎖進大牢候審,只待司法機關找到小販明知奶粉有毒仍繼續販賣的證據便可立案起訴。與此同時,議會的尊貴議員為顯其為民請命的角色,運用特權法越過司法機關直接拷問涉案小販,在民情洶湧的情況下一致判定小販罪該萬死,卻竟然放生那些知情而失職的行政執法機關。

虛構的故事發展下去,小販便會在司法機關找到證據前被判死刑。由此,筆者想到二百多年前法國大革命的國民議會就是利用這樣的特權法把無數平民貴族送上斷頭台。筆者這樣的推想固然過份誇張,但譬喻中的歪理事實上正在反映現時政治環境的荒謬。

假如立法會利用特權法調查監管機構有否失職,筆者認為這做法絕對值得支持,因為這樣正就是立法議會監察行政機關的重要角色。但議會代表濫用法例賦予的特權,越過正常的司法程序以達致個人政治目的,就實在有違其立法議會的功能和角色,任何個體均可能面對司法程序以外的一面倒式批鬥。

可惜,當議會內的建制派亦打算向走錯方向的民意傾倒時,真正擁護理性平等的選民又能寄望誰能在議會中為香港的法治而發聲?

筆者約了朋友到中環聚舊,下班時間搭的士從東區出發,遇上的士司機慢駛遊行,原本十分鐘的車程變成一小時,令筆者難得可以安坐靜聽商台的《左右大局》。

今晚的箭靶是港府的一眾財金官員。新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副局長梁鳳儀曾於電台節目中強調政府會用盡一切彈藥支持本港的金融體系,原意為增強市民對本地金融體制的信心,但其「用盡彈藥論」在今天歐美各大央行相繼斥巨資救市之際似乎來得太合時,令媒體錯以為本地銀行亦如英美兩國的大銀行般瀕臨崩潰邊緣,政府官員不得不在梁副局長的講話「出街」後急忙發新聞稿澄清解畫。與此同時,梁副局長將現時的經濟氣候形容為「黎明前的黑暗」,大有「最壞的日子即將成為過去」的意思,但其上司陳家強局長以及財政司長曾俊華均表達相反意見,再三向公眾強調現今的嚴峻環境只是「大風暴的前奏」。

電台節目主持李慧玲批評政府官員口徑不一致,混亂的訊息令市民無所適從。同時,財金官員近來提醒市民嚴陣以待的警告亦實在來得相當遲緩,一眾高官在今年九月前還在唱好香港,到大難臨頭之時才急忙改口風。身為號稱亞洲金融都會的財金官員行事如此遲鈍混亂,當然抵罵!

可是,李慧玲似乎鬧得過癮便得勢不饒人,以極其民粹的姿態要求財政司長具體交代政府對經濟前景的真實看法。就儘管怪筆者崇洋吧,但事實上連歐美大國的財金官員都被金融海嘯殺個措手不及,我們還能期望任總真能做到他在立法會所述的「先知先覺」嗎?假如我們的財金官員都是未卜先知,香港還會有窮人嗎?

立法會內一眾議員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銀行銷售雷曼迷債一事,竟被兩極化為泛民與親建制兩大陣營的對峙。財金官員上週遊說各大銀行主動回購出事債券,正就是嘗試要求銀行為補聲譽盡早作出補償行動以免被立法會議員以特權法傳召作證。可是,若然銀行還未決定推行有利苦主的回購方案前,立法會議員便已聲嘶力竭地運用特權法傳召銀行高層大肆聲討,銀行為保清白名節反而會奮力對抗,屆時兩敗俱傷又有何益?況且,即使立法會的獨立調查會裁定銀行銷隻手法不當,亦總不能學似高等法院般勒令銀行賠款。那麼,我們為何不能先等待銀行的回購方案以盡快減輕受害者的損失才進一步跟那班「賓架」和監管機構算帳呢?

筆者固然認為本地財金官員的質素的確有待提升,亦認為金管證監實在無法推卸其在迷債事件上的監管缺失。但在如此厲害的金融危機當前,一些「雞蛋裡挑骨頭」的批評又或是甚麼獨立委員會的調查實在難以協助政府在有限的時間內控制危機,當機立斷的救市方案反而能夠穏定市場信心 (英國工黨的白高敦亦因此民望回升) 。魔鬼就在細節中,但當我們清除細節中所有魔鬼後才推出救市方案業已太遲,待危機減退時再重新審視微調政策可能是較有效的權宜之計。

「積極不干預」一直是香港政府的理財哲學,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自由放任程度亦一直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名列前茅。事實上,自中國八十年代初開始實行改革開放路線,以至列根和戴卓爾夫人引領英美兩國的資本主義推動全球經濟高速增長,及後蘇維埃政權垮台,數十年來的歷史發展似乎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全盛時期,亦是對凱恩斯學派和馬克思思想的當頭捧喝,市場經濟成為全球經濟體系爭相倣效的模式。

高舉市場經濟旗幟的英國保守黨和美國共和黨於八十年代縱橫政壇十數年,對手工黨貝理雅和民主黨克林頓最終亦須改變其政黨路線,改以親近市場經濟的第三條路線從而重新掌政,任內亦繼續保持英美兩國作為市場經濟龍頭的地位,全球經濟亦在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主政期間經歷近代史上最長的持續增長。

次按風暴於去年年中爆發,愈演愈烈,各地政府繼續秉持自由放任的大原則,未有在市場上進行大規模的干預。直到去年年底,英國銀行出現擠提,政府逼於無奈不得不手出手注資救市,國有化出事的北岩銀行,卻惹來各地媒體大肆抨擊。及後,投資銀行貝爾斯登率先覆亡,美國政府出手推動摩根大通收購,亦令輿論嘩然。年前香港政府的工資保障運動鼓勵企業以自願性的方式推行最低工資,數月前政府推出一百一十億的利民紓困措施,其中大量撥款用於提升價格透明度而非直接對市民的財政資助,可見港府官員均是自由放任經濟的忠實信徒。

然而,在今日的金融海嘯下,全球經濟肯定將步入寒冬時期,傳媒以至各派經濟學者紛紛鼓吹各地政府聯手救市。各地出事的金融機構相繼被國有化,存款保障上限亦被提高或取消,本地銀行亦被政府施壓回購雷曼迷你債券,而這些救市措施非但為媒體一面倒支持,更有不少論者認為政府應採取更激進的干預救市措施。

當經濟持續發展欣欣向榮時,市場經濟所提倡的私產權為民眾所得的經濟利益提供保障,但當民眾的私利為經濟衰退所害時,則紛紛要求政府打救,市道暢旺的私產在市況掉頭向下時頓成為國家公產。患難與共,富貴自嘗,其實就引證了國富論裡亞當史密斯數百年前對人類自私自利的經濟生活的假設。

六十位立法會議員本星期三宣誓上任開展四年任重道遠的議事堂生涯,筆者從未敢期望這班代議士可以在這行政主導的大環境中發揮多大作用,但卻相信未來四年的政治版將會有連場好戲排期上演。這些議員可能就是因為無法在議會內有效監察政府,不得不把媒體聚焦的戰場移師至議會外的迷債風波。

鄭經翰從媒體走進議會,昔日的滔滔雄辯在議會內再不適用,當日的聽眾亦不再留意其議會內的一舉一動,從前在官員眼中極具殺傷力的名咀由為民發聲的代表演變成「煲呔針」。今天,他離開議會重返傳媒,立時重拾鋒芒,在鏡頭前令陳家強、周一嶽、湯家驊、毛孟靜等局長和政治明星理屈詞窮,為近日擔驚受怕的小市民出一口氣。

鄭大班就雷曼兄弟的迷你債券事件曾在上星期的電視節目期間痛陳銀行和監管機構的不是,昨天便在信報專欄中繼續站於道德高地批評監管機構的失職和銀行的不道德推銷手法,並同時狠批傳媒及一眾財經演員在市況暢旺時對各類高風險投資產品的盲目吹捧。

迷債事件的確暴露了金融業在這號稱國際金融都會裡的漏洞,但一眾媒體盲目追隨部份帶領苦主上街遊行的政客所響應,全方位攻擊一眾政府高官和金融機構,為避免得罪民眾而漠視投資者本身應有的責任,以偏蓋全地將所有個案的責任推至政府和銀行身上。重返傳媒為民請命的鄭大班亦同樣作出如此偏頗的評論,間接逼使政府勸說銀行回購出事債券,徹底豁免所有涉案投資者應負的責任。

民主黨的甘乃威新丁上場,馬上乘勢走上街頭為苦主搖旗吶喊。誠如明報社評數日前所述,議員為爭取政治曝光而率領苦主四處示威抗議,更無知地嘗試把亳不相干的消委會、廉政公署甚或是中聯辦扯進風暴漩渦中,浪費苦主的時間和精神。明報社評中曾讚許余若薇和陳茂波等實幹派議員利用過往的法律個案為苦主提供出路,但議會中能如此幹實事的代議士寥寥無幾,普羅大眾又能期待甚麼呢?

事件發展至如此地步,政府在傳媒的大肆鞭撻下被逼向金融機構施壓,勸令有關銀行自動回購受影響客戶的問題債券。這樣固然能迅速協助無辜被騙的受害者,但卻成為政府干預的反面教材,間接令市民錯以為政治力量可以保障自己在投資失利時的損失,在經濟復甦後繼續輕信「理財顧問」的投資建議,為日後的歷史重演埋下伏線。

禍不單行!東亞銀行最近接二連三爆出醜聞,繼年前主席李國寶捲入道瓊斯內幕交易案後,上周五銀行交易員被揭發未經授權擅自買賣導致銀行虧損九千多萬,近日市場謠傳東亞財政不穏以致銀行分行今天開始出現擠提。

東亞出事,銀行全體上下空群而出澄清謠傳。套用內地外交部發言人的語調,整件事情簡直是毫無事實根據的惡作劇,是外部勢力精心策劃的一場大陰謀,旨在搞亂香港的金融體系,從而達致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由此,東亞銀行決定報警嚴打造謠者,但報警這種闢謠方法似乎難以奏效(可能因為年初女星為網上流傳裸照而報假案一事),民眾紛紛湧往分行提款而消解疑慮。

事實上,筆者愚見認為東亞財政狀況問題不大,涉及次按或雷曼兄弟的資產佔總資產的百分比極低,交易員的擅意妄為亦未致於能垮掉整間銀行,至於銀行在衍生工具所涉及的信貸和市場風險亦已在其高於監管要求的資本充足比率中反映。東亞最後垮台與否,關鍵並非其財政穏健程度,而是造謠者能否動員更多存戶洗倉。可是,政府和其他大銀行在如此唇亡齒寒的重要關頭亦必然會連成一線全力支持東亞,東亞應該可在短期內紓解今次危機。

應付銀行擠提實在是一門高深的藝術,既是跟造謠者的一場隔空對弈,亦是跟小存戶的一場公關心理戰。東亞延長分行服務時間,日以繼夜地滿足客戶提款的需求,管理層多番澄清銀行的財政狀況後,主席李國寶亦聲稱打算入股增持。似乎銀行、金管局和政府高層均以盡力化解危機,且看他們未來數日如何收拾殘局重振東亞聲威!

數百名迷債苦主成為毒奶粉以外最重要的新聞焦點。但即使輿論一致認為銀行的推銷方法大有問題,各大分銷商亦無法為此作出甚麼賠償,而收購雷曼兄弟亞洲區業務的野村證券亦沒有責任為這班苦主提供甚麼金錢上的補償,政府若然貿然拿公帑拯救這班投資失利的市民更會掀起政治風波,苦主們最後還是要獨力承受苦果。

前文所提及的單一監管機構(即是將金管局和證監會合併)固然是堵塞監管漏洞的重要方法,投資者亦不能就此擺脫其本身了解投資產品的責任。社會上的投資者教育明顯是相當不足,各種投資產品的設計也總是教普通投資散戶摸不著頭腦,繼而令小市民輕信偏頗的銷售語言。

股民要了解所持股票的詳情,可參閱依據國際公認會計準則所編製的公司年報。可是,當投資散戶面對不同種類的債券、基金、衍生工具或日新月異的結構性投資產品時,總是無法找到一些可靠的參考資料。基金通常只會標榜其累積回報,但不同基金的回報計算方法未盡相同,林林總總的附加收費亦總是教人看得頭昏腦漲。基金如是,那些更複雜的疑似債券所披露的資料就更加令人迷惘。

消費者在超市購買食品時可參考包裝上所列示的食品成份,家長購買玩具時亦可參考包裝招紙上的安全指引,但投資者購買這些投資產品時所參照的往往是極度含糊言不及義的風險指引。由此,監管機構理應聯同業界和獨立專業人士訂立類似公司年報會計準則的投資產品披露守則,規定同一種類的投資產品以統一方式計算回報,並嚴格限定所有披露的形式,以確保投資者能方便地獲取相關而可靠的資訊,從而作出合適的投資決定。

無知市民誤信市場上的財政演員,炒燶股票,怪不得人,只能怪自己沒有做好功課了解公司的營運風險。現在數百名苦主被迷債所害,亦難以將責任全然推到分銷商身上,但這類產品的低透明度的確對散戶不公平,散戶輸了錢亦無法輸得心服口服。

華府突然宣佈接受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申請,容許這兩大投行巨頭放棄獨立投資銀行的身份,在完成處理有關程序後成為銀行控股公司,屆時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可以接受大眾存款,經營零售、商業、私人銀行等業務,既能得到聯儲局對一般性銀行的保障,亦必須面對更嚴謹的監管要求。由此,獨立投資銀行在華爾街叱吒風雲的時代正式告終,被投資者唾棄多年的花旗集團金融超市模式現在竟成為市場爭相仿傚的對象。

各大投資銀行成為銀行投股公司後,必須符合資本充足比率和流動資金比率等要求,亦不能把客戶存款拿作高風險投資,銀行無法重施投行昔日的槓桿財技而獲取暴利。金融超市這種營運模式能否令各大金融服務機構長治久安尚為未知之數,但華爾街的變天肯定會為金融制度的監管環境帶來重大改變。

監管機構面對這些金融怪獸,斷不能再以昔日監管一般存貸銀行的老方法對待。既然銀行相繼跟證券商合併運作,兩套不同的監管法例再不能各自獨立存在,中央銀行和證監機構亦不能再繼續互不瞅睬各自為政。屆時,雷曼迷你債券的分銷商和發行商都同受單一監管機構所監管,業界跟監管機構均無法互相卸責,令小市民蒙受損失。

事實上,投資銀行的高風險運作模式乃眾所周知的市場現實,人類貪得無厭的本性就正是多年來阻礙監管機構有效保障小市民權益的主要因由。若然政客們在選舉過後,因為跟各大金融界既得利益者千絲萬縷的關係,拖慢完善監管法例的進程,錯過了乘勢加強對小市民資產保障的機會,雷曼的迷你債券將於不久的將來借屍還魂再度肆虐無辜無知的小市民!

日前,數十名購買了由投資銀行雷曼兄弟作擔保的迷你債券苦主,到證監會辦公室與證監會及金管局代表會面。會後有苦主向傳媒表示,不滿政府及監管當局至今還未能提出具體解決措施,亦同時埋怨銀行職員在銷售時誤導。

所謂的迷你債券種類繁多,其中主要為結構性金融產品,回報往往跟其他利息、匯率、股票、資產抵押債券等不同形式的指標掛鈎,而實質回報的計算(又或是精算)方法則相當複雜,普通投資者根本無法明白箇中風險因素。就以現在出事的迷你債券為例,它們可能跟部份上市企業的股價掛鈎,但回報計算中的巧妙精算往往在投資者不知不覺間保障了債券發行人的利益。很多結構性金融產品都附帶保障發行人的條款,容許發行人在相關指標變動而導致投資者大幅獲利時即時終止合約或更改回報計算方式,換句話說,即使雷曼沒有申請破產,持有雷曼迷你債券的投資者亦隨時可因市況逆轉而血本無歸。

本港的雷曼迷你債券主要為新鴻基證券協調各大銀行進行零售分銷,而各大銀行負責客戶財富管理的職員就個別金融產品接受簡短的培訓後便積極游說客戶購買這些極度複雜的產品,推銷過程中亦往往遺漏了對產品風險的全面描述。現時金融管理局的確有詳細的指引列示銀行職員在推銷這種結構性產品時的注意事項,但每當產品最終不幸出事時分銷商總能名正言順地逃避任何法律上的責任。

就是次單一事件而言,政府在如此敏感時刻當然無法置身事外,積極協助苦主追討損失,恢復市場信心。銀行等各大分銷商固然沒有甚麼法律責任,但基於商業道德以及其銀行本身的商譽,亦不能冷眼旁觀。

長遠而言,金管局和證監會必須合作訂立法則,認真監管結構性金融產品的發行和分銷,提高產品運作的透明度,並同時加強對市場上零售投資者的教育,避免散戶繼續成為被「專業人士」矇騙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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