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直選之路(一)

多年來，筆者都希望特首和立法會的全面直選能夠盡快實行。然而，近日立法會大比數通過以特權法調查雷曼迷債一事以及較早前社會上對施政報告中生果金的一番爭論，動搖筆者多年來的想法。

可能是物以類聚的關係，筆者大部份於銀行或會計界幹活的朋友討論雷曼迷債事件時，既對被誤導的苦主表示同情，亦深信其中部份個案中的銀行職員曾在銷售時作出具誤導成分的描述，但對立法會雷曼小組引用特權法調查一事均感不滿 (筆者於前文曾提及反對引用特權法之因由，在此不再複述)。可是，當立法會大會就此事進行表決時，投棄權或反對票的只有份屬少數的功能界別議員 (當中包括本身銀行界及會計界的代表李國寶和陳茂波)，而地區議席中能鼓起勇氣獨排眾議的就只有葉劉淑儀一人。同樣地，月前社會上就生果金的爭論中，反對派的社民連、民主黨和公民黨跟建制派的民建聯都站在同一陣線狠批政府，沒有誰能夠真正代表理性的選民在議會中提出較理性客觀的建議。

筆者跟大部份業界選民這時才發現大部份地區議席的議員其實並不能夠真正反映自己的聲音，反而那些循小圈子選舉進入立法會的功能界別議員卻較能為我們這批選民反映這些在社會中被視為異見的聲音。筆者基於專業界別的精英心態，自負地認為專業界別的想法有時的確能夠在紛亂的社會氣氛下為社會長遠的發展提出較獨立理性的專業意見，從而發現功能界別在本港畸形議會生態中的存在價值。

再拿一個較極端的譬喻來說明。假若一個實施立法會全面直選的社區內有一百萬選民人口，其中八十萬人屬於知識水平較低的勞動階層，十五萬人屬於法律會計等專業界別，餘下的就是商界的富裕階層。在一人一票的情況下，大部份議會代表均會以照顧勞動階層利業為首要任務，劫富濟貧亦理所當然地成為議會的主導思想，商界以及專業界別的聲音亦因為選民人數太少而被邊緣化。

當然，商界及專業界別均能利用其強大的資金培養政治人才作其代理人，爭取大眾市民的支持，並同時在議會中反映商界和專業界別的聲音，美國的共和黨和英國的保守黨就是最鮮明的例子。可是，本港一些在地區直選中標榜代表中產階層的政客最後還是在議會投票中背叛大部份中產的理性聲音，商界人士將全面直選和民粹主義扯上關係亦實在不無道理。

由此，立法會議席是否應該全面直選？功能界別議席應否全面取消？筆者再無法一面倒地應對這些看似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故亦無法在一篇短文中一概而論，只得日後另文再述。

患難與共 ‧ 富貴自嘗

「積極不干預」一直是香港政府的理財哲學，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自由放任程度亦一直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名列前茅。事實上，自中國八十年代初開始實行改革開放路線，以至列根和戴卓爾夫人引領英美兩國的資本主義推動全球經濟高速增長，及後蘇維埃政權垮台，數十年來的歷史發展似乎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全盛時期，亦是對凱恩斯學派和馬克思思想的當頭捧喝，市場經濟成為全球經濟體系爭相倣效的模式。

高舉市場經濟旗幟的英國保守黨和美國共和黨於八十年代縱橫政壇十數年，對手工黨貝理雅和民主黨克林頓最終亦須改變其政黨路線，改以親近市場經濟的第三條路線從而重新掌政，任內亦繼續保持英美兩國作為市場經濟龍頭的地位，全球經濟亦在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主政期間經歷近代史上最長的持續增長。

次按風暴於去年年中爆發，愈演愈烈，各地政府繼續秉持自由放任的大原則，未有在市場上進行大規模的干預。直到去年年底，英國銀行出現擠提，政府逼於無奈不得不手出手注資救市，國有化出事的北岩銀行，卻惹來各地媒體大肆抨擊。及後，投資銀行貝爾斯登率先覆亡，美國政府出手推動摩根大通收購，亦令輿論嘩然。年前香港政府的工資保障運動鼓勵企業以自願性的方式推行最低工資，數月前政府推出一百一十億的利民紓困措施，其中大量撥款用於提升價格透明度而非直接對市民的財政資助，可見港府官員均是自由放任經濟的忠實信徒。

然而，在今日的金融海嘯下，全球經濟肯定將步入寒冬時期，傳媒以至各派經濟學者紛紛鼓吹各地政府聯手救市。各地出事的金融機構相繼被國有化，存款保障上限亦被提高或取消，本地銀行亦被政府施壓回購雷曼迷你債券，而這些救市措施非但為媒體一面倒支持，更有不少論者認為政府應採取更激進的干預救市措施。

當經濟持續發展欣欣向榮時，市場經濟所提倡的私產權為民眾所得的經濟利益提供保障，但當民眾的私利為經濟衰退所害時，則紛紛要求政府打救，市道暢旺的私產在市況掉頭向下時頓成為國家公產。患難與共，富貴自嘗，其實就引證了國富論裡亞當史密斯數百年前對人類自私自利的經濟生活的假設。

商界參政的迷思

商界參政在香港其實已有一段歷史，由當年殖民地政府的委任，至八十年代功能組別選舉的形成，到九十年代始的地區直選，商人都一直在政界發揮一定的影響力。但近來由於自由黨於立法會地區選舉的慘敗，社會上談論商界如何繼續參政的討論不絕於耳。

李鵬飛和李柱銘兩大本地政壇巨人不約而同地於一個以「如何推動商界參政」的研討會中否定這論題的表面意義。誠然，正因為功能組別的苟延殘喘令商界可以享用免費的政治午餐，以極低的成本換取極大的政治回報，遠比民建聯的人力物力甚或是民主黨的有心無力來得更有效益。但假若全面普選能在短期內出現，商界亦必然會花心機裁培一班年輕才俊進入議會當其代言人，情況就跟英國的保守黨和美國的共和黨類近。

「如何推動商界參政」在理論層面上成為偽命題，但商界在政壇中的角色始終仍在實質層面上有著關鍵性的討論空間。現在大家所看見的商界參政，活脫脫是名副其實的官商勾結，既令商界成為普羅大眾的公敵，亦令社會資源的分配不公平，嚴重違反中央政府所提倡的社會和諧原則。可是，要改變現狀，從這班既得利益者手中搶回民眾應有的公民權利，實現真正民主的普選，讓商界或商界所支持的人士在同一平台上跟其他派別的人士出選，大家面前要走的寃枉路卻似乎變得愈來愈長，願意站出來而又有能力帶領民眾和商界繼續走這段民主路的人卻又變得愈來愈少。

時間拖得愈久，民眾亦更難走出困局。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