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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筆者都希望特首和立法會的全面直選能夠盡快實行。然而,近日立法會大比數通過以特權法調查雷曼迷債一事以及較早前社會上對施政報告中生果金的一番爭論,動搖筆者多年來的想法。

可能是物以類聚的關係,筆者大部份於銀行或會計界幹活的朋友討論雷曼迷債事件時,既對被誤導的苦主表示同情,亦深信其中部份個案中的銀行職員曾在銷售時作出具誤導成分的描述,但對立法會雷曼小組引用特權法調查一事均感不滿 (筆者於前文曾提及反對引用特權法之因由,在此不再複述)。可是,當立法會大會就此事進行表決時,投棄權或反對票的只有份屬少數的功能界別議員 (當中包括本身銀行界及會計界的代表李國寶和陳茂波),而地區議席中能鼓起勇氣獨排眾議的就只有葉劉淑儀一人。同樣地,月前社會上就生果金的爭論中,反對派的社民連、民主黨和公民黨跟建制派的民建聯都站在同一陣線狠批政府,沒有誰能夠真正代表理性的選民在議會中提出較理性客觀的建議。

筆者跟大部份業界選民這時才發現大部份地區議席的議員其實並不能夠真正反映自己的聲音,反而那些循小圈子選舉進入立法會的功能界別議員卻較能為我們這批選民反映這些在社會中被視為異見的聲音。筆者基於專業界別的精英心態,自負地認為專業界別的想法有時的確能夠在紛亂的社會氣氛下為社會長遠的發展提出較獨立理性的專業意見,從而發現功能界別在本港畸形議會生態中的存在價值。

再拿一個較極端的譬喻來說明。假若一個實施立法會全面直選的社區內有一百萬選民人口,其中八十萬人屬於知識水平較低的勞動階層,十五萬人屬於法律會計等專業界別,餘下的就是商界的富裕階層。在一人一票的情況下,大部份議會代表均會以照顧勞動階層利業為首要任務,劫富濟貧亦理所當然地成為議會的主導思想,商界以及專業界別的聲音亦因為選民人數太少而被邊緣化。

當然,商界及專業界別均能利用其強大的資金培養政治人才作其代理人,爭取大眾市民的支持,並同時在議會中反映商界和專業界別的聲音,美國的共和黨和英國的保守黨就是最鮮明的例子。可是,本港一些在地區直選中標榜代表中產階層的政客最後還是在議會投票中背叛大部份中產的理性聲音,商界人士將全面直選和民粹主義扯上關係亦實在不無道理。

由此,立法會議席是否應該全面直選?功能界別議席應否全面取消?筆者再無法一面倒地應對這些看似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故亦無法在一篇短文中一概而論,只得日後另文再述。

六十位立法會議員本星期三宣誓上任開展四年任重道遠的議事堂生涯,筆者從未敢期望這班代議士可以在這行政主導的大環境中發揮多大作用,但卻相信未來四年的政治版將會有連場好戲排期上演。這些議員可能就是因為無法在議會內有效監察政府,不得不把媒體聚焦的戰場移師至議會外的迷債風波。

鄭經翰從媒體走進議會,昔日的滔滔雄辯在議會內再不適用,當日的聽眾亦不再留意其議會內的一舉一動,從前在官員眼中極具殺傷力的名咀由為民發聲的代表演變成「煲呔針」。今天,他離開議會重返傳媒,立時重拾鋒芒,在鏡頭前令陳家強、周一嶽、湯家驊、毛孟靜等局長和政治明星理屈詞窮,為近日擔驚受怕的小市民出一口氣。

鄭大班就雷曼兄弟的迷你債券事件曾在上星期的電視節目期間痛陳銀行和監管機構的不是,昨天便在信報專欄中繼續站於道德高地批評監管機構的失職和銀行的不道德推銷手法,並同時狠批傳媒及一眾財經演員在市況暢旺時對各類高風險投資產品的盲目吹捧。

迷債事件的確暴露了金融業在這號稱國際金融都會裡的漏洞,但一眾媒體盲目追隨部份帶領苦主上街遊行的政客所響應,全方位攻擊一眾政府高官和金融機構,為避免得罪民眾而漠視投資者本身應有的責任,以偏蓋全地將所有個案的責任推至政府和銀行身上。重返傳媒為民請命的鄭大班亦同樣作出如此偏頗的評論,間接逼使政府勸說銀行回購出事債券,徹底豁免所有涉案投資者應負的責任。

民主黨的甘乃威新丁上場,馬上乘勢走上街頭為苦主搖旗吶喊。誠如明報社評數日前所述,議員為爭取政治曝光而率領苦主四處示威抗議,更無知地嘗試把亳不相干的消委會、廉政公署甚或是中聯辦扯進風暴漩渦中,浪費苦主的時間和精神。明報社評中曾讚許余若薇和陳茂波等實幹派議員利用過往的法律個案為苦主提供出路,但議會中能如此幹實事的代議士寥寥無幾,普羅大眾又能期待甚麼呢?

事件發展至如此地步,政府在傳媒的大肆鞭撻下被逼向金融機構施壓,勸令有關銀行自動回購受影響客戶的問題債券。這樣固然能迅速協助無辜被騙的受害者,但卻成為政府干預的反面教材,間接令市民錯以為政治力量可以保障自己在投資失利時的損失,在經濟復甦後繼續輕信「理財顧問」的投資建議,為日後的歷史重演埋下伏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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