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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甲越洋返港，在街上遇上某乙，某丙又在地鐵站裡遇到某丁，某甲其後透過電郵聯絡上某丙和某戊，十年前的中文辯論隊就這樣重聚。
當年橫跨四屆的五人組合中，各人都有著其慣性的位置(分別為主辯、第一副辯、第二副辯、第三副辯以及台下發問)。就在那年代久遠的時候，大家還曾被元老級大師兄所訓練，更有幸承傳其親筆所書的《辯論技巧》，書中提及不同辯員於辯論比賽中的角色分工、應付不同類型辯題的準備方式、培育新人的方法等。就在那互聯網還未流行的時候，大家透過圖書館裡的剪報搜集資料，然後在打球後的汗味和麥樂雞的氣味中準備每一場比賽，並於比賽當日的課堂間預備辯論卡時苦練速寫。
大家還依稀記得最後在「聯中」敗陣出局的情形，當日大家依舊以慣性組合出場，辯題似乎是如常無聊地比較身教和言教的重要性，地點好像是男拔萃，對手則似乎是喇沙。
十年過後，大家都長大了。昔日的辯題在大家日常生活中失去了當年激辯的意義，從前的理據現在已成為無關痛癢的哲學問題，甚麼死刑安樂死等老掉牙的辯題已再無法吸引大家的興趣，從前正方反方先後立論反複辯證等比賽常規在漸趨反智的社會中成為一可思議的超現實異類，連立法會裡的辯論也失去理性，而那本辯論隊傳世之寶就跟《李天命的思考藝術》等書亦一併被埋藏於書櫃深處。
可是，即使大家活在混沌的社會中，亦還能保存當年清晰敏銳的思辯能力，更懂得臨場拋出一大堆虛擬數據資料以矇騙準備不足的「主席、評判、在座各位」，亦深諳被「友方同學」窮追猛打後扯遠話題轉移視線之道。
十年，是非成敗轉頭空。今天，我們無法走到台前互相討論當前的是非對錯，但心裡也總有一個較有邏輯的說法。
花旗集團，曾經在美國以至全球金融界叱吒風雲的巨人，只差一線便會跟隨貝爾斯登和雷曼兄弟湮沒在大歷史的洪流中。
上週一，行政總裁潘迪特在員工大會中宣佈大幅裁員的計劃，職工總數將由去年年終三十七萬五千人的高峰大幅下調至明年年初的三十萬人，七萬五千人就此成為海嘯亡魂。裁員消息對花旗員工來說並非甚麼新鮮事，但上週公佈的裁員數字實在教人大吃一驚，不少員工還未定神便已收到大信封，餘下來的旁觀者亦膽顫心驚，士氣極端低落。
週三，集團宣佈購回資產負債表外的問題資產，並打算於本季為這些問題資產進一步減值。與此同時，集團的財政狀況其實不算太壞，集團九月底的一級資本比率達8.2%，流動現金亦相當充足，多年來的成本問題亦開始受控，但股價卻不斷拾級而下，沽空成交量比平日多出逾百倍，市場信心崩潰，股價由零七年五十美金的高位下跌至上週五的三美元歷史低位，信貨違約掉期(credit drfault swap)的點子亦大幅飆升。
集團高層於是利用週末時間向政府官員求救，而華府各級官員亦通宵達旦地協助制訂最新的拯救方案，最終財政部、聯邦儲備局及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提供的方案為花旗集團注入400億美元的資本，大幅強化了主要資本比率。同時，美國政府承諾擔保超過3,000億美元的資產，亦令集團的資產負債風險大幅減少。
身處各地的高層職員亦善用週末時間好好準備，本週一甫上班便立即發放消息安撫員工以及所有客戶，務求令一切業務能於本週正常運作。
危機，就在一大堆人的努力下化解。但是，假如美國政府和花旗集團高層如常地渡過這週末……
花旗集團世界各地的客戶均會蜂擁地要求終止一切銀行服務，存戶在多國實施政府全面擔保的情況下可能不會像當日東亞銀行擠提那般理性地實踐市場集體的非理性，但客戶仍擔心花旗集團在存款以外各類銀行產品的交易對手風險(counterparty risk)，市場信心的進一度崩潰隨時可令銀行的流動性出問題，集團迅即不支垮倒。
假如全球各地的花旗相繼倒下，各國的金融體系亦撐不下去，這亦就是美國政府再度出手救市的原因。
我們似乎無須比較紐倫港三地的金融制度，因為怎樣穏健強大的金融體系亦不可能是無堅不摧戰無不勝。就在現今市場信心極端薄弱之時，任何風吹草動都能被市場投機者利用為散播謠言從而沽空獲利的好機會，看倌儘管靜待下一個受害者何時出現！
要趁機撈底的朋友，可要當心成為大鱷的茶點啊！
筆者進入戲院前，已經看過本地雜誌對《海角七號》的影評，大大降低了當初的期望，故而看罷影片亦未有多大的失望。
正如不少影評所述，電影在本港觀眾眼中最可取之處就是那動聽的音樂，俊男美女主角亦令影片有點看頭。然而，影片節奏車在太慢，箇中情節亦不合情理。
也許不是台灣人，就實在無法體會電影中的感情。
台灣曾被日本管治五十年，日台兩地戰前戰後的關係反而比國共兩岸的關係更要好，香港人對戰時日本的印象就只是殘暴的侵略者，就算對我們的前殖民地宗主國亦沒有這種細水長流的感情。《海角七號》裡延續了六十年的越洋思念，對台灣人來說可能是極嚮往的浪漫，對香港人來說卻是超現實的虛幻。
這可能就是文化差異吧！
當大家近日在街上遇見朋友時，總會特別熱心問候，但問候時又生怕說錯話而總是戰戰兢兢的，假若遇到不幸被逼加入失業大軍的朋友卻又愛莫能助。失業的固然徬徨失措，旁觀的亦膽戰心驚，而其實當劊子手的那位亦不會好受。
今天收到同事的電郵，細緻地描述銀行財資部裡裁員的真實情況。當一切皆準備就緒之時，被選中的員工會收到電話通知前往某層某一會議室，人事部的職員便要冒著生命危險去親身面對面向員工宣佈這「痛苦的決定」，與此同時IT職員亦已立即佔據被炒員工的電腦啟動清洗程式，受害者返回座位時亦只能盡快執包袱離開。故此，當你發現IT部的同事在你身邊流連時，你和你附近的同事很可能即將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每當裁員的消息不逕而走時，本地工會領袖和立法會議員總會破口大罵僱主，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成為傳媒和政客肆意攻擊的目標。筆者身為打工仔亦當然理解一眾勞動階層的慘痛，但假如要僱主咬緊牙根以致破產收場，屆時全體員工不分優劣皆要加入失業行列。相比之下，裁員有利於企業長遠發展，似乎是對表現較優員工的一個較公平的選擇。
這種矛盾亦正正出現在現時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就政府應否注資挽救汽車業的爭論中。美國三大車廠近來經營困難，營運資金只能多捱數周，屆時一旦倒閉會令超過三百萬人失業，肯定會為美國以至全球經濟帶來重大打擊。民主黨提倡政府積極介入，以當日國會通過的七千億中拿出一部份挽救汽車業，但共和黨卻認為車廠弄至如斯境地乃其多年策略錯誤，政府的注資只能令車廠苟延殘喘，三百多萬車廠員工最終亦難逃失業的厄運，而納稅人的錢卻頭也不回地一江春水向東流。
事情就是這樣，看似是大條道理。仔細一看，是非曲直其實也是模稜兩可。
要解決我們的政改爭論，其實亦斷不能將香港從整個大中華地區中抽出來獨立討論，既是一國(假如我們還要政治正確地包括台灣)，兩制也總不能相差太遠。
台灣大陸要搞三通，事情並非單純經濟事務那麼簡單。綠營搬出不少跟經濟相關的中國威脅論，揚言馬英九政府對大陸的經濟開放政策會令不少大陸廉價勞工搶掉本土職位，亦同時擔心中共派來的經濟甜頭會淨化台灣人對中共的敵對意識，就像港澳兩地居民一樣遭內地政府以文化經濟軟性侵蝕。同時，大陸亦不太積極推動兩岸的經濟開放政策，理由當然不是要保護香港這個中間樞紐，而是內地政府在政治上還未曾預備這種形式的開放。
中共對內地媒體的監控非常厲害，部份對外界好奇的民眾可能就會趁外遊時到外面汲取一些在國內被阻截的資訊。每年六月的維園集會中總有不少操國語的自遊人客，本港鬧市中不少書店亦以售賣內地禁書來招攬內地書客，可見內地人在離境後對外間有關民主資訊的渴求。可是，假如內地人能夠在台灣親身感受馬英九跟謝長廷的選舉對決，內地政府難道不會為自遊客內心那份感動而擔憂嗎？
台灣的政治發展在中共的控制範圍以外，這個大家亦相當明白。但香港既是中共實施主權的地方，內地政府豈容小小特區的民主進程改變整個大陸的政治氣候！
筆者年輕時還會聽從奧巴馬式「YES WE CAN」的口號呼籲，推動香港的全面雙普選，以燃亮全國民主發展之路。現在，我學懂現實的殘酷，理解到個人力量(或者是烏合之眾的力量)之渺小。
雙普選，固然離我很遠。一個甚麼形式的雙普選才較適合香港這個特別的環境，我沒有答案。
你有可以說服我的答案嗎？
繼續談全面直選之時，筆者從友人的網誌上得知支持引用特權法的立法會議員猛烈抨擊持理性觀點反對的信報，更呼籲民眾罷買信報，將異於己見的人上綱上線為敵人，無聊幼稚地把對方放在二元對立面，再一次證明本地政客心胸之獈窄。
本地華人沒有民主選舉應有互相尊重的文化，這既是部份論者反對全面直選的理由，亦可能是沒有全面直選的後果。
當本地的政治市場全面開放，我們會遇到的未必是歐美民主國家那種互相尊重的和諧，因為長期受利益集團壓迫的弱勢社群會利用手中的選票把民粹主義送進議會和政府，直到他們的施政令民眾徹底失望為止。台灣就是這樣地進行了政權的二次輪替，但重新執政的國民黨似乎未能令社會真正走上民主和諧的道路。
既是如此，維持現狀豈不是最佳選擇？君不見曾蔭權政府縱使如何努力亦無法實在地取得市民和議會的支持，行政長官的選舉方式始終政府認受性高低的關鍵。曾特首視民望如浮雲實在所言非虛，因為他既沒有廣泛市民的選票支持，亦無法跟議政士共組執政聯盟，政府聲望跟市民對經濟生活的滿意程度共同進退，民望自然比浮雲更虛幻！
那些標榜務實理性的議會代議士不斷高呼「循序漸進」，似乎是怯懦的原地踏步和激進的翻天覆地兩者間較理想的選擇，然而事實上回歸十一年來的歷史證明所謂的循序漸進只會成為激進保守兩派間的政治劇鬥，保守的當權者最後自然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阻礙制度的改進，而零五年激進改革派的強硬立場亦令些微寸進的政改方案觸礁，最終受害的仍是被政客當作棋子般玩弄的普羅大眾。
停滯、緩推、急進三種策略均有利有害，要平衡各方利益實非易事，但如此困局被保守派詮釋為「未有民主選舉的準備」，卻同時被改革派視作「佔領道德高地的契機」，民眾其實未必能在多次政改諮詢期間避過政客的口誅筆伐而作出冷靜理性的選擇。
筆者始終希望全面的民主直選能盡快降臨，但實在想不到甚麼妙計以減輕改革過程中陣痛。
多年來，筆者都希望特首和立法會的全面直選能夠盡快實行。然而，近日立法會大比數通過以特權法調查雷曼迷債一事以及較早前社會上對施政報告中生果金的一番爭論，動搖筆者多年來的想法。
可能是物以類聚的關係，筆者大部份於銀行或會計界幹活的朋友討論雷曼迷債事件時，既對被誤導的苦主表示同情，亦深信其中部份個案中的銀行職員曾在銷售時作出具誤導成分的描述，但對立法會雷曼小組引用特權法調查一事均感不滿 (筆者於前文曾提及反對引用特權法之因由，在此不再複述)。可是，當立法會大會就此事進行表決時，投棄權或反對票的只有份屬少數的功能界別議員 (當中包括本身銀行界及會計界的代表李國寶和陳茂波)，而地區議席中能鼓起勇氣獨排眾議的就只有葉劉淑儀一人。同樣地，月前社會上就生果金的爭論中，反對派的社民連、民主黨和公民黨跟建制派的民建聯都站在同一陣線狠批政府，沒有誰能夠真正代表理性的選民在議會中提出較理性客觀的建議。
筆者跟大部份業界選民這時才發現大部份地區議席的議員其實並不能夠真正反映自己的聲音，反而那些循小圈子選舉進入立法會的功能界別議員卻較能為我們這批選民反映這些在社會中被視為異見的聲音。筆者基於專業界別的精英心態，自負地認為專業界別的想法有時的確能夠在紛亂的社會氣氛下為社會長遠的發展提出較獨立理性的專業意見，從而發現功能界別在本港畸形議會生態中的存在價值。
再拿一個較極端的譬喻來說明。假若一個實施立法會全面直選的社區內有一百萬選民人口，其中八十萬人屬於知識水平較低的勞動階層，十五萬人屬於法律會計等專業界別，餘下的就是商界的富裕階層。在一人一票的情況下，大部份議會代表均會以照顧勞動階層利業為首要任務，劫富濟貧亦理所當然地成為議會的主導思想，商界以及專業界別的聲音亦因為選民人數太少而被邊緣化。
當然，商界及專業界別均能利用其強大的資金培養政治人才作其代理人，爭取大眾市民的支持，並同時在議會中反映商界和專業界別的聲音，美國的共和黨和英國的保守黨就是最鮮明的例子。可是，本港一些在地區直選中標榜代表中產階層的政客最後還是在議會投票中背叛大部份中產的理性聲音，商界人士將全面直選和民粹主義扯上關係亦實在不無道理。
由此，立法會議席是否應該全面直選？功能界別議席應否全面取消？筆者再無法一面倒地應對這些看似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故亦無法在一篇短文中一概而論，只得日後另文再述。
立法會即將就是否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法》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銀行銷售雷曼迷債事件進行辯論投票。
大概銀行一眾「賓架」平日進行甚麼風險管理，亦無法預料事情會發展至這沒有退路的通輸困局。立法會一旦通過特權調查，既不能真正幫助苦主盡快追討損失，更會造成極壞先例破壞本港的法治。
李國寶身為銀行界代表，四出游說議員投票反對，其理據為此獨立調查會加重銀行處理迷債投訴的壓力，在資源人手不足的情況下拖慢解決事情的進度。如此云云，於金融業內打滾的局內人當然明白銀行的苦處，但這些因由則實在難以說服苦主以致被民粹政客及傳媒誘遍的大眾。
筆者姑且大膽地作出一個譬喻。一群小販在街上販賣毒奶粉，路過的警員事前接受訓練，懂得分辨奶粉是否有毒，但他們見狀卻沒有多加阻止，後來買了毒奶粉的民眾出事而鬧至滿城風雨。法院接受民眾的申訴，但製作毒奶粉的人早已投河自盡，只得將販賣毒奶粉的小販全數鎖進大牢候審，只待司法機關找到小販明知奶粉有毒仍繼續販賣的證據便可立案起訴。與此同時，議會的尊貴議員為顯其為民請命的角色，運用特權法越過司法機關直接拷問涉案小販，在民情洶湧的情況下一致判定小販罪該萬死，卻竟然放生那些知情而失職的行政執法機關。
虛構的故事發展下去，小販便會在司法機關找到證據前被判死刑。由此，筆者想到二百多年前法國大革命的國民議會就是利用這樣的特權法把無數平民貴族送上斷頭台。筆者這樣的推想固然過份誇張，但譬喻中的歪理事實上正在反映現時政治環境的荒謬。
假如立法會利用特權法調查監管機構有否失職，筆者認為這做法絕對值得支持，因為這樣正就是立法議會監察行政機關的重要角色。但議會代表濫用法例賦予的特權，越過正常的司法程序以達致個人政治目的，就實在有違其立法議會的功能和角色，任何個體均可能面對司法程序以外的一面倒式批鬥。
可惜，當議會內的建制派亦打算向走錯方向的民意傾倒時，真正擁護理性平等的選民又能寄望誰能在議會中為香港的法治而發聲？
台灣人就是那麼可愛！
陳雲林結束訪台，返京後仍不忘高度讚揚台北圓山飯店服務員的服務質素。的確，台灣的服務性行業在華語社區中實在首屈一指，從業員的專業而誠懇的服務態度總能令顧客留下深刻印象。還記得筆者兩年前到花蓮瑞穗的紅葉溫泉留宿，飯店的年輕少主人親自前往瑞穗火車站迎接，急忙地把行李抬進車內，卻又沒有立即送我們到飯店，反而自掏腰包請客教我們親嘗當地台式飲品，好像老朋友重遇般跟我們在那「冰室」裡暢談。
台灣人或許多年來還受著前殖民宗主國日本的文化影響，總是無微不至地體貼照顧顧客的需要，就是恰到好處的去掉了中港兩地的勢利市儈，令顧客賓至如歸。
當年筆者離開花蓮，到南部墾丁留宿。離開火車站便遇上的士司機拉客，筆者的潛意識對這種拉客行為定性為危險不老實的商業活動，但的士司機鍥而不捨地游說，三番四次地保證其比巴士較低廉的價格和更快速的車程，就令我們膽粗粗地跟他上車。司機在車上滔滔不絕地介紹墾丁的旅遊名勝，稱職地擔當著嚮導的角色，還在中途停下車子讓我們拍照，在岸邊遙望遠處的澎湖群島，到埗後亦按當初的明碼實價收費。司機就是要努力地向遊客說明台灣人的老實，證明他們就是跟廣州深圳的老千司機大不相同。
台灣人就是那麼與別不同。
就正是如此，他們有著強烈的本土意識，亦因為這種本土民族優越感而抗拒中共政經勢力的入侵。馬英九對大陸的溫和政策在大部份港人眼中看似理所當然，但台灣人就真的可以寧要經濟衰退也不接受大陸的小恩小惠，更會走到街上嗆馬圍陳再來一次悲情的抗爭。馬英九由當選時的如日中天插水式演變成今天的軟弱無能，戲劇性程度跟前總統千金陳幸妤墮落成瘋婦一樣可觀。
台灣人就是那麼不可理喻。
中共高層若然無法理解台灣這麼有趣的民情，可別要使用一般對港澳同胞利字當頭的統戰手段，否則諸如張銘清陳雲林等風度翩翩之輩亦招架不住台灣非理性群眾的反響。
前文談論美國總統選舉時，為美國人能夠實現平等民權的相互包容而感嘆。
想深一層，假如國人真能如此包容，今天大中華地區的政治形勢可不會如此紛亂。海協會高層到訪台灣，分別被襲擊和圍堵，綠營的貪腐總統乘勢重出江湖狙擊軟弱的馬總統，藍綠兩大陣營繼年初總統大選後再度激烈分化對立，為是就是統獨之爭 ── 一個永無休止的意識形態之爭。
筆者於殖民地長大，沒有甚麼五星旗下激情感動的國民意識，只有一定程度的本土情意結。或許務實的香港人可不會像台灣人那麼浪漫，不懂得將本土意識上綱上線以爭取主權獨立，亦同時會在廿三條這種大是大非的議題上站出來發聲。我們願意看見和平理性的相互尊重，而不是粗暴野蠻的對立抗爭。
筆者不願看見兩岸對峙甚或是藏獨疆獨等內耗局面，但既然一個大一統的主權國家不可能是大家能夠接受的理想模式，何不考慮一個類似美國聯邦制甚或是歐盟等較鬆散的分治聯盟呢？只要各方領袖願意狠狠地拋開沉重的歷史包袱，運用當年鄧小平構想一國兩制的創意，事情總不會沒有解決的方法。
可惜，政治從來不是如此簡單。鬆散的分治聯盟固然能令各方保留其政治和文化上應有的傳統，亦能在經濟發展上達致雙贏，但政治領袖若然要站出來推動這種管治模式則必然得罪屬於統獨光譜極端的支持者，可真要很大的勇氣才能擔當的政治風險，情況就如香港的政府官員從來不敢冒險推翻聯繫匯率一樣。
誰能當上我們的奧巴馬為我們的困局帶來改變呢？
ISLAND MO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