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員潮

當大家近日在街上遇見朋友時，總會特別熱心問候，但問候時又生怕說錯話而總是戰戰兢兢的，假若遇到不幸被逼加入失業大軍的朋友卻又愛莫能助。失業的固然徬徨失措，旁觀的亦膽戰心驚，而其實當劊子手的那位亦不會好受。

今天收到同事的電郵，細緻地描述銀行財資部裡裁員的真實情況。當一切皆準備就緒之時，被選中的員工會收到電話通知前往某層某一會議室，人事部的職員便要冒著生命危險去親身面對面向員工宣佈這「痛苦的決定」，與此同時IT職員亦已立即佔據被炒員工的電腦啟動清洗程式，受害者返回座位時亦只能盡快執包袱離開。故此，當你發現IT部的同事在你身邊流連時，你和你附近的同事很可能即將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每當裁員的消息不逕而走時，本地工會領袖和立法會議員總會破口大罵僱主，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成為傳媒和政客肆意攻擊的目標。筆者身為打工仔亦當然理解一眾勞動階層的慘痛，但假如要僱主咬緊牙根以致破產收場，屆時全體員工不分優劣皆要加入失業行列。相比之下，裁員有利於企業長遠發展，似乎是對表現較優員工的一個較公平的選擇。

這種矛盾亦正正出現在現時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就政府應否注資挽救汽車業的爭論中。美國三大車廠近來經營困難，營運資金只能多捱數周，屆時一旦倒閉會令超過三百萬人失業，肯定會為美國以至全球經濟帶來重大打擊。民主黨提倡政府積極介入，以當日國會通過的七千億中拿出一部份挽救汽車業，但共和黨卻認為車廠弄至如斯境地乃其多年策略錯誤，政府的注資只能令車廠苟延殘喘，三百多萬車廠員工最終亦難逃失業的厄運，而納稅人的錢卻頭也不回地一江春水向東流。

事情就是這樣，看似是大條道理。仔細一看，是非曲直其實也是模稜兩可。

全面直選之路(一)

多年來，筆者都希望特首和立法會的全面直選能夠盡快實行。然而，近日立法會大比數通過以特權法調查雷曼迷債一事以及較早前社會上對施政報告中生果金的一番爭論，動搖筆者多年來的想法。

可能是物以類聚的關係，筆者大部份於銀行或會計界幹活的朋友討論雷曼迷債事件時，既對被誤導的苦主表示同情，亦深信其中部份個案中的銀行職員曾在銷售時作出具誤導成分的描述，但對立法會雷曼小組引用特權法調查一事均感不滿 (筆者於前文曾提及反對引用特權法之因由，在此不再複述)。可是，當立法會大會就此事進行表決時，投棄權或反對票的只有份屬少數的功能界別議員 (當中包括本身銀行界及會計界的代表李國寶和陳茂波)，而地區議席中能鼓起勇氣獨排眾議的就只有葉劉淑儀一人。同樣地，月前社會上就生果金的爭論中，反對派的社民連、民主黨和公民黨跟建制派的民建聯都站在同一陣線狠批政府，沒有誰能夠真正代表理性的選民在議會中提出較理性客觀的建議。

筆者跟大部份業界選民這時才發現大部份地區議席的議員其實並不能夠真正反映自己的聲音，反而那些循小圈子選舉進入立法會的功能界別議員卻較能為我們這批選民反映這些在社會中被視為異見的聲音。筆者基於專業界別的精英心態，自負地認為專業界別的想法有時的確能夠在紛亂的社會氣氛下為社會長遠的發展提出較獨立理性的專業意見，從而發現功能界別在本港畸形議會生態中的存在價值。

再拿一個較極端的譬喻來說明。假若一個實施立法會全面直選的社區內有一百萬選民人口，其中八十萬人屬於知識水平較低的勞動階層，十五萬人屬於法律會計等專業界別，餘下的就是商界的富裕階層。在一人一票的情況下，大部份議會代表均會以照顧勞動階層利業為首要任務，劫富濟貧亦理所當然地成為議會的主導思想，商界以及專業界別的聲音亦因為選民人數太少而被邊緣化。

當然，商界及專業界別均能利用其強大的資金培養政治人才作其代理人，爭取大眾市民的支持，並同時在議會中反映商界和專業界別的聲音，美國的共和黨和英國的保守黨就是最鮮明的例子。可是，本港一些在地區直選中標榜代表中產階層的政客最後還是在議會投票中背叛大部份中產的理性聲音，商界人士將全面直選和民粹主義扯上關係亦實在不無道理。

由此，立法會議席是否應該全面直選？功能界別議席應否全面取消？筆者再無法一面倒地應對這些看似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故亦無法在一篇短文中一概而論，只得日後另文再述。

總統選舉

“But above all, I will never forget who this victory truly belongs to – it belongs to you.”

“We fought — we fought as hard as we could. And though we feel short, the failure is mine, not yours.”

成功的榮耀歸於群眾，失敗的屈辱則屬於自己。

成王敗寇，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總應該是風度翩翩的君子之爭，洋鬼子在選舉中互放暗箭的同時亦能在辯論中理性地討論政經大事，當中舖天蓋地的宣傳推銷令民眾歎為觀止，亦教海外的旁觀者大開眼界。四年一度的美國總統選舉，實在遠比咱們的立法會以至特首選舉好看，就連華語區最為民主的台灣總統選舉的可觀性亦被比下去。

奧巴馬最終成功當選，其歷史意義已經/即將被各大傳媒不厭其煩地分析報導，筆者在此不贅。回望中華大地，不知道南亞族裔要到那時候才能在香港這個國際都會當上立法會議員甚或特首，亦不知道回蒙藏等少數族裔人士何時能夠當上國家主席。咱們可不能賴皮地推說甚麼國情民情不盡相同，因為平等的民權乃是普世價值。

對此，筆者比較悲觀。中國人連同族的異己也容不下，更遑論異族！

向左走 ‧ 向右走

曾經有人說過：「青年人在三十歳前不夠『左』，就沒有年輕時應有的激情；但三十歳後還是那麼『左』，則大概還未能成熟地認清社會的運作。」

根據筆者在網上維基百科查證所得，本地傳媒一直沿用於「左派」和「右派」的定義其實相當狹隘，事實上國際上較廣義的詮釋有下列多項：

• 公平的結果是左；公平的程序是右：古典自由主義強調程序的公平，自由市場便是例子之一。自由意志主義學者羅伯特·諾齊克便是強調區分「歷史過程」和「最後結果」兩者的20世紀知名理論家之一。但另一方面，現代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如約翰·羅爾斯則主張左派的政策也是使用以過程為根基的推論，而一些新保守主義者傾向使用軍事手段建立民主才是屬於最後結果。
• 反對自由市場造成的不均等為左；而接受之則為右：通常，政治上的爭論都是聚焦於政府究竟應該（干涉主義）或不應該（自由放任）介入經濟以救濟貧窮的問題上。諾蘭曲線將這個差異作為左派和右派兩大差異的軸線之一。不過，政府的干涉並不一定就代表重新分配財富或平等主義的政策：一些形式的干涉是為了滿足某些財團公司的利益，例如社團主義的政策。所以左派往往支持對於少數民族、中下層民眾等弱勢群體進行援助、保護，而右派偏好順其自然、自由競爭，即使其結果是造成主導種族、階層對政治和經濟的掌控。
• 偏好一個「更大的」政府為左；偏好一個「更小的」政府為右：政府的大小在這裡可以視為是政策和立場的差異，雖然政府僱員的數量通常被用以作為主要指標。不過，一些人也注意到某些政治流派如無政府共產主義、自由社會主義的存在與這種政治光譜不相合，反而如同諾蘭曲線一般垂直於左右派之外。
• 平等為左；自由為右：提出這種區隔的是哲學家諾貝托·波比歐（Norberto Bobbio）和Danielle Allen。波比歐主張唯一準確的左右派差異是有關人們對平等理念的態度，因為只有左派會想要保護或促進平等，而右派則會想要維持或增加不平等。左派和右派也同樣都宣稱同時追求平等和自由兩者，然而他們對這兩詞卻又有不同的解釋方式。
• 國際主義和世界觀為左；國家利益為右：經濟民族主義或貿易保護主義在左右兩派都可以發現，左派的保護主義是以確保國內的工作機會為目標，而右派的保護主義則是為了保護本國的公司和經濟。
• 認為人性本善為左；認為人性本惡為右：在這裡左派認為邪惡和痛苦是由社會的不公平所造成的，修正此問題便能使人性向善。而右派認為邪惡是人性必然產生的。可是，人性本善說有人必須因為好保護這樣的保守的側面，一方的人性本惡說有人必須因為壞改變這樣的革新性的側面。
• 社會主義為左；資本主義為右：這是近代最廣為所知的分法，多數媒體中提到左右派時也多半是指此種分法。這裡的社會主義泛指高稅收、高福利、高政府干預調控的政治體制。而不是共產黨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

筆者以上的節錄只為部份對左右兩派的解釋，但已足證筆者以至大部份港人對政治經濟思想光譜的無知。但當筆者嘗試重新思考自己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立場時，上述的一系列解說依舊令筆者搞不清自己該被歸納在那一派標籤內。

在本港的政治環境中，筆者支持盡快實施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席的全面普選。民主選舉的理念相對於本地現存半民主的建制可謂偏左的改革性思維，但事實上這種全民參與的普選在國際左右標準中的確是一種相對公平的程序。選舉結果未必能夠公平地照顧每一個選民的需要，但起碼這樣的選舉程序可以公平地令選民信服，這似乎又是右派的思想！事實上，共產黨正是利用軍事強權倡導以穏定壓倒一切，從而令民眾享有公平的政治和經濟權利。那麼，咱們的社民連振振有辭地聲稱自己才是真正的左派，可能只為承傳「沒有抗爭那有改變」的左派革新思維，又實在不無道理。

經濟學說中的左右派別似乎比較容易識別。筆者自高中經濟科教育始接受張五常的芝加哥學派所洗腦，信奉佛列民的自由放任經濟思想，認為市場可以自然調節，無須政府出手干預。然而，筆者並不支持傳統經濟右派所倡導的經濟民族主義或貿易保護主義，再一次出現左右不分的情況。

返回對當前局勢的討論，事實勝於雄辯，當前形勢實在令筆者以至前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等這類「自由放任經濟學派」無話可說，但執意「死雞撐飯蓋」的筆者倒認為出事的在於維持自由放任經濟健康成長的健全監管法制。當監管機構未能好好地在大市場中扮演小政府應有的角色時，人類的貪婪既可支撐市場，亦能把經濟垮倒，但這並不代表政府應該走進市場裡跟其他持份者一起參與市場活動，情況就如足球場上的球證理應確保球員在遵守球例的情況下進行球賽，而不是在球場上跟球員一起「爭波踢」！

由此，支持民主普選的筆者並不支持政府威迫銀行回購問題迷你債券，亦不太認同政府撤回生果金資產審查的做法，故亦無法跟泛民站在同一陣線。可是，立法會中根本沒有支持自由放任經濟的議員為我們發聲，連傳統建制派的一眾議員均強烈要求政府增加公共開支干預市場，怪不得不少論者形容回歸後的香港在經濟上比內地更「左」！

政客為表對弱勢社群的關注，動輒倡議政府透過公共開支直接干預市場，令弱勢民眾即時受益，但長遠而言這種干預措施會造成制度上的不公平，繼而導致更多經濟上的問題，屆時再走回頭路就會面對更大阻力。金融海嘯下人人自危，政府要即時採取果斷措施止血救市固然無可厚非，但筆者愚見並不認為現時社會上一面倒傾向經濟左派的支持是健康理性的發展。

患難與共 ‧ 富貴自嘗

「積極不干預」一直是香港政府的理財哲學，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自由放任程度亦一直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名列前茅。事實上，自中國八十年代初開始實行改革開放路線，以至列根和戴卓爾夫人引領英美兩國的資本主義推動全球經濟高速增長，及後蘇維埃政權垮台，數十年來的歷史發展似乎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全盛時期，亦是對凱恩斯學派和馬克思思想的當頭捧喝，市場經濟成為全球經濟體系爭相倣效的模式。

高舉市場經濟旗幟的英國保守黨和美國共和黨於八十年代縱橫政壇十數年，對手工黨貝理雅和民主黨克林頓最終亦須改變其政黨路線，改以親近市場經濟的第三條路線從而重新掌政，任內亦繼續保持英美兩國作為市場經濟龍頭的地位，全球經濟亦在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主政期間經歷近代史上最長的持續增長。

次按風暴於去年年中爆發，愈演愈烈，各地政府繼續秉持自由放任的大原則，未有在市場上進行大規模的干預。直到去年年底，英國銀行出現擠提，政府逼於無奈不得不手出手注資救市，國有化出事的北岩銀行，卻惹來各地媒體大肆抨擊。及後，投資銀行貝爾斯登率先覆亡，美國政府出手推動摩根大通收購，亦令輿論嘩然。年前香港政府的工資保障運動鼓勵企業以自願性的方式推行最低工資，數月前政府推出一百一十億的利民紓困措施，其中大量撥款用於提升價格透明度而非直接對市民的財政資助，可見港府官員均是自由放任經濟的忠實信徒。

然而，在今日的金融海嘯下，全球經濟肯定將步入寒冬時期，傳媒以至各派經濟學者紛紛鼓吹各地政府聯手救市。各地出事的金融機構相繼被國有化，存款保障上限亦被提高或取消，本地銀行亦被政府施壓回購雷曼迷你債券，而這些救市措施非但為媒體一面倒支持，更有不少論者認為政府應採取更激進的干預救市措施。

當經濟持續發展欣欣向榮時，市場經濟所提倡的私產權為民眾所得的經濟利益提供保障，但當民眾的私利為經濟衰退所害時，則紛紛要求政府打救，市道暢旺的私產在市況掉頭向下時頓成為國家公產。患難與共，富貴自嘗，其實就引證了國富論裡亞當史密斯數百年前對人類自私自利的經濟生活的假設。

商界參政的迷思

商界參政在香港其實已有一段歷史，由當年殖民地政府的委任，至八十年代功能組別選舉的形成，到九十年代始的地區直選，商人都一直在政界發揮一定的影響力。但近來由於自由黨於立法會地區選舉的慘敗，社會上談論商界如何繼續參政的討論不絕於耳。

李鵬飛和李柱銘兩大本地政壇巨人不約而同地於一個以「如何推動商界參政」的研討會中否定這論題的表面意義。誠然，正因為功能組別的苟延殘喘令商界可以享用免費的政治午餐，以極低的成本換取極大的政治回報，遠比民建聯的人力物力甚或是民主黨的有心無力來得更有效益。但假若全面普選能在短期內出現，商界亦必然會花心機裁培一班年輕才俊進入議會當其代言人，情況就跟英國的保守黨和美國的共和黨類近。

「如何推動商界參政」在理論層面上成為偽命題，但商界在政壇中的角色始終仍在實質層面上有著關鍵性的討論空間。現在大家所看見的商界參政，活脫脫是名副其實的官商勾結，既令商界成為普羅大眾的公敵，亦令社會資源的分配不公平，嚴重違反中央政府所提倡的社會和諧原則。可是，要改變現狀，從這班既得利益者手中搶回民眾應有的公民權利，實現真正民主的普選，讓商界或商界所支持的人士在同一平台上跟其他派別的人士出選，大家面前要走的寃枉路卻似乎變得愈來愈長，願意站出來而又有能力帶領民眾和商界繼續走這段民主路的人卻又變得愈來愈少。

時間拖得愈久，民眾亦更難走出困局。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