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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筆者在難得的工餘時看了一齣好幾年前的電影，叫《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講述二百多年前一名英國國會議員如何堅毅不屈地花上數十年去推翻奴隸制度。
政治史一直是筆者最感興趣的科目之一，而這部電影令本人最感震撼的就是其故事本身。兩名名校畢業的小伙子廿多歲便當上國會議員，其中一名(William Pitt)更當上首相，令筆者不禁猜想他們是否就是法國大革命時代裡大英帝國的奧巴馬。電影中各人的眼神和對話均能表現出政治的魔力，其中的英式幽默亦令國際視野狹窄的筆者大感欣慰。故事主角William Wilberforce排除萬難，力倡廢除奴隸制，在議會中滔滔雄辯，亦不忘在貴族社會中推動反奴教育，絕對是本地政客議政的大好教材。
筆者由此想起去年看過的另一齣電影 – Charlie Wilson’s War《韋氏風雲》。此片的中文譯名固然比《奇異恩典》更為不倫不類，故事內容亦充斥著大美國主義。電影製作人似乎嘗試極具野心地說明美國人每次對外征戰都為著良好意願卻又總是留下無法收拾的爛攤子，暗諷布殊政府的伊戰策略，但情節舖排似乎有點兒戲，令故事的說服力大減。
政治，乃眾人之事。要在眾人紛紜之見中找出平衡，自當要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原則下進行辯論，交換雙方理據。今天我們看奴隸制，當然認為道理總應站在反對派那一邊。或許，數百年後，同性婚姻亦能為世人所接受，今天我們所提及的傳統家庭價值屆時業已變質，所謂的正邪對錯又怎可能是區區一個黃成智或是梁美芬可以為市民定奪，但我們又總不能因此而硬把他們打成出賣選民利益的惡棍吧！(在此，筆者不得不提及信報練乙諍的論點：破壞傳統家庭價值的並非同志關係，而是兩性婚姻間包二奶、離婚等種種問題！)
當年美國立國之初，一眾州代表在議會中閉關辯論，從而令美國憲法誕生。今日議事堂內一眾政客質素參差，能夠實實在在的議事論事者已經為數甚少，取而代之的只有懂得在鎂光燈下博取市民掌聲吶喊的政客。
將來普選來臨，我們又希望大家選出來的民意代表應具備何等質素呢？
多年來，筆者都希望特首和立法會的全面直選能夠盡快實行。然而，近日立法會大比數通過以特權法調查雷曼迷債一事以及較早前社會上對施政報告中生果金的一番爭論，動搖筆者多年來的想法。
可能是物以類聚的關係，筆者大部份於銀行或會計界幹活的朋友討論雷曼迷債事件時，既對被誤導的苦主表示同情，亦深信其中部份個案中的銀行職員曾在銷售時作出具誤導成分的描述，但對立法會雷曼小組引用特權法調查一事均感不滿 (筆者於前文曾提及反對引用特權法之因由，在此不再複述)。可是，當立法會大會就此事進行表決時，投棄權或反對票的只有份屬少數的功能界別議員 (當中包括本身銀行界及會計界的代表李國寶和陳茂波)，而地區議席中能鼓起勇氣獨排眾議的就只有葉劉淑儀一人。同樣地，月前社會上就生果金的爭論中，反對派的社民連、民主黨和公民黨跟建制派的民建聯都站在同一陣線狠批政府，沒有誰能夠真正代表理性的選民在議會中提出較理性客觀的建議。
筆者跟大部份業界選民這時才發現大部份地區議席的議員其實並不能夠真正反映自己的聲音，反而那些循小圈子選舉進入立法會的功能界別議員卻較能為我們這批選民反映這些在社會中被視為異見的聲音。筆者基於專業界別的精英心態，自負地認為專業界別的想法有時的確能夠在紛亂的社會氣氛下為社會長遠的發展提出較獨立理性的專業意見，從而發現功能界別在本港畸形議會生態中的存在價值。
再拿一個較極端的譬喻來說明。假若一個實施立法會全面直選的社區內有一百萬選民人口，其中八十萬人屬於知識水平較低的勞動階層，十五萬人屬於法律會計等專業界別，餘下的就是商界的富裕階層。在一人一票的情況下，大部份議會代表均會以照顧勞動階層利業為首要任務，劫富濟貧亦理所當然地成為議會的主導思想，商界以及專業界別的聲音亦因為選民人數太少而被邊緣化。
當然，商界及專業界別均能利用其強大的資金培養政治人才作其代理人，爭取大眾市民的支持，並同時在議會中反映商界和專業界別的聲音，美國的共和黨和英國的保守黨就是最鮮明的例子。可是，本港一些在地區直選中標榜代表中產階層的政客最後還是在議會投票中背叛大部份中產的理性聲音，商界人士將全面直選和民粹主義扯上關係亦實在不無道理。
由此，立法會議席是否應該全面直選？功能界別議席應否全面取消？筆者再無法一面倒地應對這些看似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故亦無法在一篇短文中一概而論，只得日後另文再述。
立法會即將就是否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法》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銀行銷售雷曼迷債事件進行辯論投票。
大概銀行一眾「賓架」平日進行甚麼風險管理，亦無法預料事情會發展至這沒有退路的通輸困局。立法會一旦通過特權調查，既不能真正幫助苦主盡快追討損失，更會造成極壞先例破壞本港的法治。
李國寶身為銀行界代表，四出游說議員投票反對，其理據為此獨立調查會加重銀行處理迷債投訴的壓力，在資源人手不足的情況下拖慢解決事情的進度。如此云云，於金融業內打滾的局內人當然明白銀行的苦處，但這些因由則實在難以說服苦主以致被民粹政客及傳媒誘遍的大眾。
筆者姑且大膽地作出一個譬喻。一群小販在街上販賣毒奶粉，路過的警員事前接受訓練，懂得分辨奶粉是否有毒，但他們見狀卻沒有多加阻止，後來買了毒奶粉的民眾出事而鬧至滿城風雨。法院接受民眾的申訴，但製作毒奶粉的人早已投河自盡，只得將販賣毒奶粉的小販全數鎖進大牢候審，只待司法機關找到小販明知奶粉有毒仍繼續販賣的證據便可立案起訴。與此同時，議會的尊貴議員為顯其為民請命的角色，運用特權法越過司法機關直接拷問涉案小販，在民情洶湧的情況下一致判定小販罪該萬死，卻竟然放生那些知情而失職的行政執法機關。
虛構的故事發展下去，小販便會在司法機關找到證據前被判死刑。由此，筆者想到二百多年前法國大革命的國民議會就是利用這樣的特權法把無數平民貴族送上斷頭台。筆者這樣的推想固然過份誇張，但譬喻中的歪理事實上正在反映現時政治環境的荒謬。
假如立法會利用特權法調查監管機構有否失職，筆者認為這做法絕對值得支持，因為這樣正就是立法議會監察行政機關的重要角色。但議會代表濫用法例賦予的特權，越過正常的司法程序以達致個人政治目的，就實在有違其立法議會的功能和角色，任何個體均可能面對司法程序以外的一面倒式批鬥。
可惜，當議會內的建制派亦打算向走錯方向的民意傾倒時，真正擁護理性平等的選民又能寄望誰能在議會中為香港的法治而發聲？
前文提及社會上對淫管諮詢的主流討論離不開監管方法的爭議，「網絡廿三條」勢將成為泛民跟建制兩大陣營對壘的下一個戰場。
筆者拋出兩大疑問：為甚麼要管和管甚麼？
我們要找一個大淫管監管淫業，整頓社會風氣，讓青少年在一個「健康」的環境中成長。成年人普遍認為對意識形態污染的管制遠比環境污染的管制來得容易，亦令成年人在道德高地上輕易樹立權威。故此，縱使學者能證明嚴厲的管制會令人們出現性壓抑繼而令風化案件有增無減，但政客們都不願負上政治風險去公開質疑加強監管的官方原因。
既然我們沒有選擇不得不管，那我們實在又要管甚麼呢？筆者曾期望淫管諮詢能夠令社會聚焦於「何謂淫穢不雅」的討論，使民眾透過這種類近哲學的公開討論重新思考社會的價值定位，這種深層次的討論當然就如城市規劃文化保育等議題般無法達致甚麼共識和結論，但討論「大衛像的那話兒是否淫穢」的過程可令民眾思考，這樣的文化思緒才是將來西九文化區的軟性基石。
法國思想家伏爾泰曾道：「我雖然不同意你說的話，但是我誓死維護你說這話的權利」。香港人要學習的不只是這類哲學性的討論，更重要的是討論中對異見的尊重。可惜，這種對言論自由的尊重，難以在我們的立法會中出現，亦無法在特首輕蔑的精英心態中出現，歸根究底乃因為這種尊重在「家好月圓」中已不存在。
近年，香港的中產階級成為政黨兵家必爭之地，各方政客紛紛自稱為中產發聲的代表，而這些疑似代表通常出身法律、會計、醫學等傳統中產的專業界別。可是，究竟誰能真正代表中產呢？
要代表中產，首先必要認識這班人的特性。早前出戰立法會會計界功能組別選舉的龔耀輝曾於其選舉網頁中提及他所認識的中產特質：「他們不會清高地說，自己放棄一千幾百萬年薪服務人群，但卻會犧牲工餘時間，做義工討論社會問題。他們有些甚至明言，如果可以幫助老弱病殘，不介意加點稅，但要用得其所。」或許，身為三十會及年輕會計師協會核心成員的龔耀輝比較幸運，能夠在「物以類聚」的情況下認識一群關心時事並熱心參與社會事務的中產，志同道合地當上業餘公共知識分子。
筆者所認識的年青中產似乎沒有那麼幸運，在金融海嘯來臨前已經被全球化的劇烈競爭環境壓得透不過氣，他們縱使亦能享受高於平均的生活素質，但事實上是處於「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局，在未能賺得足夠資本以安定養家好好享受前便已被周邊甚至是境外的競爭對手迎頭趕上，既要無限加班為上司當奴役以求飯碗安穏，更要自我增值而保持競爭力，餘下來的珍貴空閒就當然留給「家好月圓」的吵吵鬧鬧也總好過他媽的社會事務，假日時間也當然要拿來到曼谷台北東京等熱門旅遊區血拼一番才算是對平日辛勞的合理交待。
話說回頭，當政界人士爭相代表中產發聲時，他們對中產人士實在又有多少認知呢？誠如三十會這種讓年輕專業人士參與社會事務的平台性組織亦只能代表中產界別裡相當狹窄異類的聲音，標榜專業的公民黨或是代表商家利益的自由黨代表那門派的中產呢？假如我們要找出一個最能表達中產聲音的議會代表，李國寶和霍震霆等議員可能才是最配得上的人，因為他們的極低議會參與率在在反映出大部份中產人士對政治冷感沉默的價值觀！
就此懇請各大政黨政客可別要輕言代表中產聲音，你們實在不配！
亞視以高薪邀請鄭經翰主持《也文也武一大班》，筆者錯過了頭兩集陳家強和周一嶽的訪問，到今晚才能觀看湯家驊的訪問中短短的十五分鐘，不禁搖頭嘆息。
筆者並非對鄭大班的表現感到失望，他似乎要致力擺脫其「煲呔針」的負面形象，刻意重拾其昔日於商台的詞鋒，尖銳地質問企圖帶觀眾遊花園的嘉賓。公民黨的湯家驊接受訪問，態度可謂相當嚣張，以曾鈺成的咀臉回應大班針對公民黨在今次立法會選舉的差劣表現，亦多番重申那些個別公民黨立法會議員的言論不能代表公民黨等謬論，更將租用直升機讓陳方安生從港島飛往將軍澳這荒唐決定推卸給其競選拍擋，以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姿態表達公民黨成為選舉輸家的無辜。
公民黨成立之初，筆者對這前身為A45關注組的大狀黨抱有極大期望，更指望這專業人士能帶領泛民主派好好地監察政府為香港的民主進程而努力。可惜，湯家驊擁有的是專業人士的自負，卻就是沒有服務群眾的謙卑和誠意。
亞視將一小時的節目裡的後半小時放在高清台播放，筆者只得留待日後繼續在網上追看。
由此，筆者就在網上重溫財務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訪問。陳局長在節目中的表演並不討好，在一大班迷債苦主面前談論政府的監管失效，既要極力保住金管局和證監會的顏面，亦要同時擺出樂意協助處理苦主投訴的姿態，進退失據但亦尚算斯文得體。陳局長當年任科大商學院院長的鋒芒似乎已經消失淨盡，現在只像一個在危機當前不知所措的學者，他在節目中以誠懇的態度面對群眾，但始終不能評論政府的監管角度是否不足，更不可能以救世主的姿勢拯救雷曼苦主。
套用公民黨月前的選舉口號：公道自在人心！從政者可能有著其個人的名利私心和權力慾望，但總也要表現出其服務市民的誠意才能得到別人的尊重。
今屆立法會選舉緊接北京奧運，具爭議性的社會議題亦欠奉，選戰氣氛明顯比上屆選戰淡弱，擅於「馬後炮」的評論員亦紛紛以此解釋今屆選舉的低投票率。
選戰落幕，輿論停不了對選舉結果的討論。陳克勤的試胸言論固然令其聲名大噪，網友停不了對這位前任特首辦助理的恥笑。自由黨的一舖清袋亦成為城中熱話，眾人爭相研究其死因，但環顧四周亦少見具建設性的意見為自由黨的未來開路。社民連主席黃毓民企圖一筆勾銷選戰過程中的一切恩怨，但公民黨落選者的冷嘲熱諷似乎要進一步測試自己民望的底線，跟曾特首一較高下。
成王敗寇，從政者心底裡如何不服亦理應表現出其應有的風度。自由黨三大巨頭敗陣之際瀟灑地退下來，公眾還誤以為他們真心為敗選負責，但原來只是一群沒有擔當的逃兵，還要心有不甘地回頭指罵鄉議局劉皇發。公民黨一眾政治明星高開低收，歸咎於極左社民連的狙擊，還在天真地高估自己頭頂政治光環的可靠性，更進一步在公眾面前展示敗選的窘態。民建聯的新星果然是經驗尚淺，初嘗成功滋味即起淫念，還要宣之於口。
普選也好，保皇也罷！我們何嘗不明白政治就是一場SHOW，但政客們走得上這個政治舞台就絕不能欺場！WE DESERVE A GOOD SHOW!!!
民眾眼中的政治往往都是非黑即白，但現實絕非如此。
原來，選民要直接跑上前線理解真相，才能不被傳媒的偏頗報導綑綁。友人參選最近的立法會選舉，在地區名單中敬陪末席。會計界學兄亦認識業界內幾位候選人，更成為助選團中核心分子。道聽途說，我漸漸明白政治人有理說不清的窘局，亦了解主流意見必然兩極分化的原因。泛民主派內固然有不少混水摸魚的政棍強佔道德高地，親政府陣營裡亦有少數能實事求是地有效監察政府。
每次選舉，選民就只能在那有限的時間內被迫以二元思維為各候選人分類，繼而在自己支持的派別中選擇較理想的候選人。候選人為方便選民記認，亦不得不自行歸邊，身後的旗幟彷彿比政綱和政績更為重要。
最後，選票根本就不一定是理智的選擇，甚麼都可以是投票的理由！
算吧！在行政主導的大環境下，我們根本不能對議員所能發揮的作用寄予厚望。
但故事總不能就這樣完結。
民眾的公民責任並非只是在選舉中投票那麼簡單，我們理應好好監察他們在議會內的表現，亦必須主動透過這些民意代表向當權者表達我們的意見。他們不是被選出來為民作主，而是被我們選出來讓我們作主，這樣的公眾參與才是民主！
ISLAND MO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