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直選之路(三)

要解決我們的政改爭論，其實亦斷不能將香港從整個大中華地區中抽出來獨立討論，既是一國(假如我們還要政治正確地包括台灣)，兩制也總不能相差太遠。

台灣大陸要搞三通，事情並非單純經濟事務那麼簡單。綠營搬出不少跟經濟相關的中國威脅論，揚言馬英九政府對大陸的經濟開放政策會令不少大陸廉價勞工搶掉本土職位，亦同時擔心中共派來的經濟甜頭會淨化台灣人對中共的敵對意識，就像港澳兩地居民一樣遭內地政府以文化經濟軟性侵蝕。同時，大陸亦不太積極推動兩岸的經濟開放政策，理由當然不是要保護香港這個中間樞紐，而是內地政府在政治上還未曾預備這種形式的開放。

中共對內地媒體的監控非常厲害，部份對外界好奇的民眾可能就會趁外遊時到外面汲取一些在國內被阻截的資訊。每年六月的維園集會中總有不少操國語的自遊人客，本港鬧市中不少書店亦以售賣內地禁書來招攬內地書客，可見內地人在離境後對外間有關民主資訊的渴求。可是，假如內地人能夠在台灣親身感受馬英九跟謝長廷的選舉對決，內地政府難道不會為自遊客內心那份感動而擔憂嗎？

台灣的政治發展在中共的控制範圍以外，這個大家亦相當明白。但香港既是中共實施主權的地方，內地政府豈容小小特區的民主進程改變整個大陸的政治氣候！

筆者年輕時還會聽從奧巴馬式「YES WE CAN」的口號呼籲，推動香港的全面雙普選，以燃亮全國民主發展之路。現在，我學懂現實的殘酷，理解到個人力量(或者是烏合之眾的力量)之渺小。

雙普選，固然離我很遠。一個甚麼形式的雙普選才較適合香港這個特別的環境，我沒有答案。

你有可以說服我的答案嗎？

全面直選之路(二)

繼續談全面直選之時，筆者從友人的網誌上得知支持引用特權法的立法會議員猛烈抨擊持理性觀點反對的信報，更呼籲民眾罷買信報，將異於己見的人上綱上線為敵人，無聊幼稚地把對方放在二元對立面，再一次證明本地政客心胸之獈窄。

本地華人沒有民主選舉應有互相尊重的文化，這既是部份論者反對全面直選的理由，亦可能是沒有全面直選的後果。

當本地的政治市場全面開放，我們會遇到的未必是歐美民主國家那種互相尊重的和諧，因為長期受利益集團壓迫的弱勢社群會利用手中的選票把民粹主義送進議會和政府，直到他們的施政令民眾徹底失望為止。台灣就是這樣地進行了政權的二次輪替，但重新執政的國民黨似乎未能令社會真正走上民主和諧的道路。

既是如此，維持現狀豈不是最佳選擇？君不見曾蔭權政府縱使如何努力亦無法實在地取得市民和議會的支持，行政長官的選舉方式始終政府認受性高低的關鍵。曾特首視民望如浮雲實在所言非虛，因為他既沒有廣泛市民的選票支持，亦無法跟議政士共組執政聯盟，政府聲望跟市民對經濟生活的滿意程度共同進退，民望自然比浮雲更虛幻！

那些標榜務實理性的議會代議士不斷高呼「循序漸進」，似乎是怯懦的原地踏步和激進的翻天覆地兩者間較理想的選擇，然而事實上回歸十一年來的歷史證明所謂的循序漸進只會成為激進保守兩派間的政治劇鬥，保守的當權者最後自然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阻礙制度的改進，而零五年激進改革派的強硬立場亦令些微寸進的政改方案觸礁，最終受害的仍是被政客當作棋子般玩弄的普羅大眾。

停滯、緩推、急進三種策略均有利有害，要平衡各方利益實非易事，但如此困局被保守派詮釋為「未有民主選舉的準備」，卻同時被改革派視作「佔領道德高地的契機」，民眾其實未必能在多次政改諮詢期間避過政客的口誅筆伐而作出冷靜理性的選擇。

筆者始終希望全面的民主直選能盡快降臨，但實在想不到甚麼妙計以減輕改革過程中陣痛。

全面直選之路(一)

多年來，筆者都希望特首和立法會的全面直選能夠盡快實行。然而，近日立法會大比數通過以特權法調查雷曼迷債一事以及較早前社會上對施政報告中生果金的一番爭論，動搖筆者多年來的想法。

可能是物以類聚的關係，筆者大部份於銀行或會計界幹活的朋友討論雷曼迷債事件時，既對被誤導的苦主表示同情，亦深信其中部份個案中的銀行職員曾在銷售時作出具誤導成分的描述，但對立法會雷曼小組引用特權法調查一事均感不滿 (筆者於前文曾提及反對引用特權法之因由，在此不再複述)。可是，當立法會大會就此事進行表決時，投棄權或反對票的只有份屬少數的功能界別議員 (當中包括本身銀行界及會計界的代表李國寶和陳茂波)，而地區議席中能鼓起勇氣獨排眾議的就只有葉劉淑儀一人。同樣地，月前社會上就生果金的爭論中，反對派的社民連、民主黨和公民黨跟建制派的民建聯都站在同一陣線狠批政府，沒有誰能夠真正代表理性的選民在議會中提出較理性客觀的建議。

筆者跟大部份業界選民這時才發現大部份地區議席的議員其實並不能夠真正反映自己的聲音，反而那些循小圈子選舉進入立法會的功能界別議員卻較能為我們這批選民反映這些在社會中被視為異見的聲音。筆者基於專業界別的精英心態，自負地認為專業界別的想法有時的確能夠在紛亂的社會氣氛下為社會長遠的發展提出較獨立理性的專業意見，從而發現功能界別在本港畸形議會生態中的存在價值。

再拿一個較極端的譬喻來說明。假若一個實施立法會全面直選的社區內有一百萬選民人口，其中八十萬人屬於知識水平較低的勞動階層，十五萬人屬於法律會計等專業界別，餘下的就是商界的富裕階層。在一人一票的情況下，大部份議會代表均會以照顧勞動階層利業為首要任務，劫富濟貧亦理所當然地成為議會的主導思想，商界以及專業界別的聲音亦因為選民人數太少而被邊緣化。

當然，商界及專業界別均能利用其強大的資金培養政治人才作其代理人，爭取大眾市民的支持，並同時在議會中反映商界和專業界別的聲音，美國的共和黨和英國的保守黨就是最鮮明的例子。可是，本港一些在地區直選中標榜代表中產階層的政客最後還是在議會投票中背叛大部份中產的理性聲音，商界人士將全面直選和民粹主義扯上關係亦實在不無道理。

由此，立法會議席是否應該全面直選？功能界別議席應否全面取消？筆者再無法一面倒地應對這些看似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故亦無法在一篇短文中一概而論，只得日後另文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