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左走 ‧ 向右走

曾經有人說過：「青年人在三十歳前不夠『左』，就沒有年輕時應有的激情；但三十歳後還是那麼『左』，則大概還未能成熟地認清社會的運作。」

根據筆者在網上維基百科查證所得，本地傳媒一直沿用於「左派」和「右派」的定義其實相當狹隘，事實上國際上較廣義的詮釋有下列多項：

• 公平的結果是左；公平的程序是右：古典自由主義強調程序的公平，自由市場便是例子之一。自由意志主義學者羅伯特·諾齊克便是強調區分「歷史過程」和「最後結果」兩者的20世紀知名理論家之一。但另一方面，現代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如約翰·羅爾斯則主張左派的政策也是使用以過程為根基的推論，而一些新保守主義者傾向使用軍事手段建立民主才是屬於最後結果。
• 反對自由市場造成的不均等為左；而接受之則為右：通常，政治上的爭論都是聚焦於政府究竟應該（干涉主義）或不應該（自由放任）介入經濟以救濟貧窮的問題上。諾蘭曲線將這個差異作為左派和右派兩大差異的軸線之一。不過，政府的干涉並不一定就代表重新分配財富或平等主義的政策：一些形式的干涉是為了滿足某些財團公司的利益，例如社團主義的政策。所以左派往往支持對於少數民族、中下層民眾等弱勢群體進行援助、保護，而右派偏好順其自然、自由競爭，即使其結果是造成主導種族、階層對政治和經濟的掌控。
• 偏好一個「更大的」政府為左；偏好一個「更小的」政府為右：政府的大小在這裡可以視為是政策和立場的差異，雖然政府僱員的數量通常被用以作為主要指標。不過，一些人也注意到某些政治流派如無政府共產主義、自由社會主義的存在與這種政治光譜不相合，反而如同諾蘭曲線一般垂直於左右派之外。
• 平等為左；自由為右：提出這種區隔的是哲學家諾貝托·波比歐（Norberto Bobbio）和Danielle Allen。波比歐主張唯一準確的左右派差異是有關人們對平等理念的態度，因為只有左派會想要保護或促進平等，而右派則會想要維持或增加不平等。左派和右派也同樣都宣稱同時追求平等和自由兩者，然而他們對這兩詞卻又有不同的解釋方式。
• 國際主義和世界觀為左；國家利益為右：經濟民族主義或貿易保護主義在左右兩派都可以發現，左派的保護主義是以確保國內的工作機會為目標，而右派的保護主義則是為了保護本國的公司和經濟。
• 認為人性本善為左；認為人性本惡為右：在這裡左派認為邪惡和痛苦是由社會的不公平所造成的，修正此問題便能使人性向善。而右派認為邪惡是人性必然產生的。可是，人性本善說有人必須因為好保護這樣的保守的側面，一方的人性本惡說有人必須因為壞改變這樣的革新性的側面。
• 社會主義為左；資本主義為右：這是近代最廣為所知的分法，多數媒體中提到左右派時也多半是指此種分法。這裡的社會主義泛指高稅收、高福利、高政府干預調控的政治體制。而不是共產黨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

筆者以上的節錄只為部份對左右兩派的解釋，但已足證筆者以至大部份港人對政治經濟思想光譜的無知。但當筆者嘗試重新思考自己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立場時，上述的一系列解說依舊令筆者搞不清自己該被歸納在那一派標籤內。

在本港的政治環境中，筆者支持盡快實施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席的全面普選。民主選舉的理念相對於本地現存半民主的建制可謂偏左的改革性思維，但事實上這種全民參與的普選在國際左右標準中的確是一種相對公平的程序。選舉結果未必能夠公平地照顧每一個選民的需要，但起碼這樣的選舉程序可以公平地令選民信服，這似乎又是右派的思想！事實上，共產黨正是利用軍事強權倡導以穏定壓倒一切，從而令民眾享有公平的政治和經濟權利。那麼，咱們的社民連振振有辭地聲稱自己才是真正的左派，可能只為承傳「沒有抗爭那有改變」的左派革新思維，又實在不無道理。

經濟學說中的左右派別似乎比較容易識別。筆者自高中經濟科教育始接受張五常的芝加哥學派所洗腦，信奉佛列民的自由放任經濟思想，認為市場可以自然調節，無須政府出手干預。然而，筆者並不支持傳統經濟右派所倡導的經濟民族主義或貿易保護主義，再一次出現左右不分的情況。

返回對當前局勢的討論，事實勝於雄辯，當前形勢實在令筆者以至前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等這類「自由放任經濟學派」無話可說，但執意「死雞撐飯蓋」的筆者倒認為出事的在於維持自由放任經濟健康成長的健全監管法制。當監管機構未能好好地在大市場中扮演小政府應有的角色時，人類的貪婪既可支撐市場，亦能把經濟垮倒，但這並不代表政府應該走進市場裡跟其他持份者一起參與市場活動，情況就如足球場上的球證理應確保球員在遵守球例的情況下進行球賽，而不是在球場上跟球員一起「爭波踢」！

由此，支持民主普選的筆者並不支持政府威迫銀行回購問題迷你債券，亦不太認同政府撤回生果金資產審查的做法，故亦無法跟泛民站在同一陣線。可是，立法會中根本沒有支持自由放任經濟的議員為我們發聲，連傳統建制派的一眾議員均強烈要求政府增加公共開支干預市場，怪不得不少論者形容回歸後的香港在經濟上比內地更「左」！

政客為表對弱勢社群的關注，動輒倡議政府透過公共開支直接干預市場，令弱勢民眾即時受益，但長遠而言這種干預措施會造成制度上的不公平，繼而導致更多經濟上的問題，屆時再走回頭路就會面對更大阻力。金融海嘯下人人自危，政府要即時採取果斷措施止血救市固然無可厚非，但筆者愚見並不認為現時社會上一面倒傾向經濟左派的支持是健康理性的發展。

患難與共 ‧ 富貴自嘗

「積極不干預」一直是香港政府的理財哲學，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自由放任程度亦一直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名列前茅。事實上，自中國八十年代初開始實行改革開放路線，以至列根和戴卓爾夫人引領英美兩國的資本主義推動全球經濟高速增長，及後蘇維埃政權垮台，數十年來的歷史發展似乎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全盛時期，亦是對凱恩斯學派和馬克思思想的當頭捧喝，市場經濟成為全球經濟體系爭相倣效的模式。

高舉市場經濟旗幟的英國保守黨和美國共和黨於八十年代縱橫政壇十數年，對手工黨貝理雅和民主黨克林頓最終亦須改變其政黨路線，改以親近市場經濟的第三條路線從而重新掌政，任內亦繼續保持英美兩國作為市場經濟龍頭的地位，全球經濟亦在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主政期間經歷近代史上最長的持續增長。

次按風暴於去年年中爆發，愈演愈烈，各地政府繼續秉持自由放任的大原則，未有在市場上進行大規模的干預。直到去年年底，英國銀行出現擠提，政府逼於無奈不得不手出手注資救市，國有化出事的北岩銀行，卻惹來各地媒體大肆抨擊。及後，投資銀行貝爾斯登率先覆亡，美國政府出手推動摩根大通收購，亦令輿論嘩然。年前香港政府的工資保障運動鼓勵企業以自願性的方式推行最低工資，數月前政府推出一百一十億的利民紓困措施，其中大量撥款用於提升價格透明度而非直接對市民的財政資助，可見港府官員均是自由放任經濟的忠實信徒。

然而，在今日的金融海嘯下，全球經濟肯定將步入寒冬時期，傳媒以至各派經濟學者紛紛鼓吹各地政府聯手救市。各地出事的金融機構相繼被國有化，存款保障上限亦被提高或取消，本地銀行亦被政府施壓回購雷曼迷你債券，而這些救市措施非但為媒體一面倒支持，更有不少論者認為政府應採取更激進的干預救市措施。

當經濟持續發展欣欣向榮時，市場經濟所提倡的私產權為民眾所得的經濟利益提供保障，但當民眾的私利為經濟衰退所害時，則紛紛要求政府打救，市道暢旺的私產在市況掉頭向下時頓成為國家公產。患難與共，富貴自嘗，其實就引證了國富論裡亞當史密斯數百年前對人類自私自利的經濟生活的假設。

金融風暴下的貧富懸殊

金融海嘯波及全球，人人自危。然而，財富並沒有就此大量消失，反而在這流動性極低的市場內以隠性方式流動轉移。

美國是大禍的源頭，多年來金融界瘋狂借貸以支持泡沫化的樓市，再以秀麗的包裝將這批低質素房產貸款出售，最終樓市泡沫爆破導致次按危機，全球金融市場繼而出現資金流動問題，多家信譽良好的金融機構先後倒閉、被賤價收購，又亠是被逼轉型。華府救市方案最終因政治原因觸礁，道指錄得史上最大單日跌幅。

儘管美國必然在今次金融風暴中元氣大傷，但美國國民未必是輸得最慘烈的苦主。付不起樓按的美國國民可獲政府協助，業主無須過份擔心斷供破產的後果。貪婪的華爾街亦只是被市場略施懲戒，最終華府必能夥同聯儲局救市，投資銀行各級職員大可拿著多年來的高薪厚祿逃之夭夭而無須承擔任何後果。至於承擔最大風險的美國聯邦政府及聯儲局固然要為借予AIG的八百億和大規模救市的七千億頂包，但這並非全數由國會議員所述般出自美國的納稅人，而是推動印鈔機運作的國庫債券，換言之巨額救市的背後財政來源其實是購買國庫債券的境外投資者，其中尤以亞洲區的政府和中央銀行為甚。美國的世界經濟霸主地位固然因為是次金融危機有所動搖，但美國政府亦相當有技巧地將本國的有毒資產轉移海外，令亞洲區的投資者中招。

財富有所轉移，既令購入國債的發展中國家成為受害者，亦令部份人間接得益。金融機構謀取暴利多年，在危機爆發之時依靠政府支援，及後亦能繼續透過政界上下的既得利益者阻撓監管制度的改進，以便在海嘯退潮後故態復萌。同時，今次金融風暴中引發的整合潮中，各大金融界大財團均能以極其苛刻的條款收購同業，其中的整合風險很可能由政府及其相關機構所承擔，摩根大通、美銀、花旗、英國的巴克萊以及日本的UFJ等金融巨無霸乘勢坐大，亦間接成為是次危機中的最大得益者。收購整合過程中，收購者可能只會接收良好資產以強化壯大其業務，餘下那些所謂有毒資產則只會留給血本無歸的散戶投資者。

世界從來都是不公平的，即使在大難當前無人倖免的情況下眾人所受傷害的程度亦未必相同。貧者因此愈貧，富者進而更富。

變天

華府突然宣佈接受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申請，容許這兩大投行巨頭放棄獨立投資銀行的身份，在完成處理有關程序後成為銀行控股公司，屆時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可以接受大眾存款，經營零售、商業、私人銀行等業務，既能得到聯儲局對一般性銀行的保障，亦必須面對更嚴謹的監管要求。由此，獨立投資銀行在華爾街叱吒風雲的時代正式告終，被投資者唾棄多年的花旗集團金融超市模式現在竟成為市場爭相仿傚的對象。

各大投資銀行成為銀行投股公司後，必須符合資本充足比率和流動資金比率等要求，亦不能把客戶存款拿作高風險投資，銀行無法重施投行昔日的槓桿財技而獲取暴利。金融超市這種營運模式能否令各大金融服務機構長治久安尚為未知之數，但華爾街的變天肯定會為金融制度的監管環境帶來重大改變。

監管機構面對這些金融怪獸，斷不能再以昔日監管一般存貸銀行的老方法對待。既然銀行相繼跟證券商合併運作，兩套不同的監管法例再不能各自獨立存在，中央銀行和證監機構亦不能再繼續互不瞅睬各自為政。屆時，雷曼迷你債券的分銷商和發行商都同受單一監管機構所監管，業界跟監管機構均無法互相卸責，令小市民蒙受損失。

事實上，投資銀行的高風險運作模式乃眾所周知的市場現實，人類貪得無厭的本性就正是多年來阻礙監管機構有效保障小市民權益的主要因由。若然政客們在選舉過後，因為跟各大金融界既得利益者千絲萬縷的關係，拖慢完善監管法例的進程，錯過了乘勢加強對小市民資產保障的機會，雷曼的迷你債券將於不久的將來借屍還魂再度肆虐無辜無知的小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