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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筆者都希望特首和立法會的全面直選能夠盡快實行。然而,近日立法會大比數通過以特權法調查雷曼迷債一事以及較早前社會上對施政報告中生果金的一番爭論,動搖筆者多年來的想法。

可能是物以類聚的關係,筆者大部份於銀行或會計界幹活的朋友討論雷曼迷債事件時,既對被誤導的苦主表示同情,亦深信其中部份個案中的銀行職員曾在銷售時作出具誤導成分的描述,但對立法會雷曼小組引用特權法調查一事均感不滿 (筆者於前文曾提及反對引用特權法之因由,在此不再複述)。可是,當立法會大會就此事進行表決時,投棄權或反對票的只有份屬少數的功能界別議員 (當中包括本身銀行界及會計界的代表李國寶和陳茂波),而地區議席中能鼓起勇氣獨排眾議的就只有葉劉淑儀一人。同樣地,月前社會上就生果金的爭論中,反對派的社民連、民主黨和公民黨跟建制派的民建聯都站在同一陣線狠批政府,沒有誰能夠真正代表理性的選民在議會中提出較理性客觀的建議。

筆者跟大部份業界選民這時才發現大部份地區議席的議員其實並不能夠真正反映自己的聲音,反而那些循小圈子選舉進入立法會的功能界別議員卻較能為我們這批選民反映這些在社會中被視為異見的聲音。筆者基於專業界別的精英心態,自負地認為專業界別的想法有時的確能夠在紛亂的社會氣氛下為社會長遠的發展提出較獨立理性的專業意見,從而發現功能界別在本港畸形議會生態中的存在價值。

再拿一個較極端的譬喻來說明。假若一個實施立法會全面直選的社區內有一百萬選民人口,其中八十萬人屬於知識水平較低的勞動階層,十五萬人屬於法律會計等專業界別,餘下的就是商界的富裕階層。在一人一票的情況下,大部份議會代表均會以照顧勞動階層利業為首要任務,劫富濟貧亦理所當然地成為議會的主導思想,商界以及專業界別的聲音亦因為選民人數太少而被邊緣化。

當然,商界及專業界別均能利用其強大的資金培養政治人才作其代理人,爭取大眾市民的支持,並同時在議會中反映商界和專業界別的聲音,美國的共和黨和英國的保守黨就是最鮮明的例子。可是,本港一些在地區直選中標榜代表中產階層的政客最後還是在議會投票中背叛大部份中產的理性聲音,商界人士將全面直選和民粹主義扯上關係亦實在不無道理。

由此,立法會議席是否應該全面直選?功能界別議席應否全面取消?筆者再無法一面倒地應對這些看似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故亦無法在一篇短文中一概而論,只得日後另文再述。

曾經有人說過:「青年人在三十歳前不夠『左』,就沒有年輕時應有的激情;但三十歳後還是那麼『左』,則大概還未能成熟地認清社會的運作。」

根據筆者在網上維基百科查證所得,本地傳媒一直沿用於「左派」和「右派」的定義其實相當狹隘,事實上國際上較廣義的詮釋有下列多項:

  • 公平的結果是左;公平的程序是右:古典自由主義強調程序的公平,自由市場便是例子之一。自由意志主義學者羅伯特·諾齊克便是強調區分「歷史過程」和「最後結果」兩者的20世紀知名理論家之一。但另一方面,現代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如約翰·羅爾斯則主張左派的政策也是使用以過程為根基的推論,而一些新保守主義者傾向使用軍事手段建立民主才是屬於最後結果。
  • 反對自由市場造成的不均等為左;而接受之則為右:通常,政治上的爭論都是聚焦於政府究竟應該(干涉主義)或不應該(自由放任)介入經濟以救濟貧窮的問題上。諾蘭曲線將這個差異作為左派和右派兩大差異的軸線之一。不過,政府的干涉並不一定就代表重新分配財富或平等主義的政策:一些形式的干涉是為了滿足某些財團公司的利益,例如社團主義的政策。所以左派往往支持對於少數民族、中下層民眾等弱勢群體進行援助、保護,而右派偏好順其自然、自由競爭,即使其結果是造成主導種族、階層對政治和經濟的掌控。
  • 偏好一個「更大的」政府為左;偏好一個「更小的」政府為右:政府的大小在這裡可以視為是政策和立場的差異,雖然政府僱員的數量通常被用以作為主要指標。不過,一些人也注意到某些政治流派如無政府共產主義、自由社會主義的存在與這種政治光譜不相合,反而如同諾蘭曲線一般垂直於左右派之外。
  • 平等為左;自由為右:提出這種區隔的是哲學家諾貝托·波比歐(Norberto Bobbio)和Danielle Allen。波比歐主張唯一準確的左右派差異是有關人們對平等理念的態度,因為只有左派會想要保護或促進平等,而右派則會想要維持或增加不平等。左派和右派也同樣都宣稱同時追求平等和自由兩者,然而他們對這兩詞卻又有不同的解釋方式。
  • 國際主義和世界觀為左;國家利益為右:經濟民族主義或貿易保護主義在左右兩派都可以發現,左派的保護主義是以確保國內的工作機會為目標,而右派的保護主義則是為了保護本國的公司和經濟。
  • 認為人性本善為左;認為人性本惡為右:在這裡左派認為邪惡和痛苦是由社會的不公平所造成的,修正此問題便能使人性向善。而右派認為邪惡是人性必然產生的。可是,人性本善說有人必須因為好保護這樣的保守的側面,一方的人性本惡說有人必須因為壞改變這樣的革新性的側面。
  • 社會主義為左;資本主義為右:這是近代最廣為所知的分法,多數媒體中提到左右派時也多半是指此種分法。這裡的社會主義泛指高稅收、高福利、高政府干預調控的政治體制。而不是共產黨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

筆者以上的節錄只為部份對左右兩派的解釋,但已足證筆者以至大部份港人對政治經濟思想光譜的無知。但當筆者嘗試重新思考自己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立場時,上述的一系列解說依舊令筆者搞不清自己該被歸納在那一派標籤內。

在本港的政治環境中,筆者支持盡快實施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席的全面普選。民主選舉的理念相對於本地現存半民主的建制可謂偏左的改革性思維,但事實上這種全民參與的普選在國際左右標準中的確是一種相對公平的程序。選舉結果未必能夠公平地照顧每一個選民的需要,但起碼這樣的選舉程序可以公平地令選民信服,這似乎又是右派的思想!事實上,共產黨正是利用軍事強權倡導以穏定壓倒一切,從而令民眾享有公平的政治和經濟權利。那麼,咱們的社民連振振有辭地聲稱自己才是真正的左派,可能只為承傳「沒有抗爭那有改變」的左派革新思維,又實在不無道理。

經濟學說中的左右派別似乎比較容易識別。筆者自高中經濟科教育始接受張五常的芝加哥學派所洗腦,信奉佛列民的自由放任經濟思想,認為市場可以自然調節,無須政府出手干預。然而,筆者並不支持傳統經濟右派所倡導的經濟民族主義或貿易保護主義,再一次出現左右不分的情況。

返回對當前局勢的討論,事實勝於雄辯,當前形勢實在令筆者以至前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等這類「自由放任經濟學派」無話可說,但執意「死雞撐飯蓋」的筆者倒認為出事的在於維持自由放任經濟健康成長的健全監管法制。當監管機構未能好好地在大市場中扮演小政府應有的角色時,人類的貪婪既可支撐市場,亦能把經濟垮倒,但這並不代表政府應該走進市場裡跟其他持份者一起參與市場活動,情況就如足球場上的球證理應確保球員在遵守球例的情況下進行球賽,而不是在球場上跟球員一起「爭波踢」!

由此,支持民主普選的筆者並不支持政府威迫銀行回購問題迷你債券,亦不太認同政府撤回生果金資產審查的做法,故亦無法跟泛民站在同一陣線。可是,立法會中根本沒有支持自由放任經濟的議員為我們發聲,連傳統建制派的一眾議員均強烈要求政府增加公共開支干預市場,怪不得不少論者形容回歸後的香港在經濟上比內地更「左」!

政客為表對弱勢社群的關注,動輒倡議政府透過公共開支直接干預市場,令弱勢民眾即時受益,但長遠而言這種干預措施會造成制度上的不公平,繼而導致更多經濟上的問題,屆時再走回頭路就會面對更大阻力。金融海嘯下人人自危,政府要即時採取果斷措施止血救市固然無可厚非,但筆者愚見並不認為現時社會上一面倒傾向經濟左派的支持是健康理性的發展。

究竟長者生果金是甚麼?

據筆者對生果金有限的認識,這是有別於綜援的一項長者津貼,原意為以一點買生果的零錢對長者年輕時為社會所作出的貢獻聊表心意,但現在已被詮釋為救濟金。曾特首在最新的施政報告中接受建議提高生果金金額至一千大元,條件為申領生果金人士須接受入息審查,引起社會中極大迴響。

特首為平息民怨,事後嘗試親自解話,以未來數十年人口老化的問題作嚇唬民眾的論據,預期屆時每一位成年人須每月付出五百大元以支付龐大的長者生果金。筆者認同本港人口老化問題的嚴重性,但今次提高津貼金額時加入審查的舉措非但無法紓緩長者困難的生活,更令原來對長者的額外善意補貼變成另類綜援,激化社會上的矛盾。

既是如此,政府倒不如保留原來的生果金津貼水平,繼而另立長者救濟津貼以援助真正有需要的老人家,從以填補生果金和綜援的不足。當然,政府在人口老化問題的大前提下絕不能胡亂派糖以免將來在社會福利津貼金額上易加難減,但在如此敏感時刻以入息資產審查來嘗試減輕未來在老人問題上的開支負擔實屬不智,為原本平平無奇的施政報告徒添攻擊點,令特首的浮雲民望進一步下挫!

施政報告出爐,議員學者媒體以及市民一致認為這是極其空洞無物的一份施政方針,其中不少議題只是去年同一議題的有限度延續,可謂曾班子上台以來最不為大眾所滿意的一份施政報告。

報告中最具爭議的不是政府應付金融海嘯的對策,因為那些存款全保等救市措施早已在宣讀施政報告前一天出街,況且市場對政府救市與否根本沒有期望,令傳媒大眾一致聚焦於最低工資和生果金兩大重要民生議題上。

筆者自己曾多次透過報章、講座、或是求學時期的課本中接觸這些議題。從前張五常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理論強調市場的無形力量,認為最低工資這種政府管制會令僱主減少招聘,間接提升失業率,對勞工反而更加不利。然而,畢業後踏入社會,倒見識到不少勞工的實際慘況。同時,世界各地亦有不少實施最低工資的成功例子,令筆者當年對市場力量的迷信亦開始動搖。話雖如此,筆者尚算中產階級一名,始終無法透徹明白底層勞工的苦況,亦實在不敢以局外人的角度為這項影響別人生計的政策作出甚麼意見。固然,市場力量理論倡導政府以提供在職培訓等方式作有限度介入,但僱員再培訓計劃推行多年來對勞工市場的正面效用依舊成疑,怪不得勞工界人士不得不爭取立法推行最低工資。筆者若以「姑且一試」的心態形容對最低工資政策的態度似乎有點不負責任,但亦實在想不到甚麼更好的解決方法。

增加長者生果金的建議在社會中擾攘多時,終被政府有條件地採納,而長者申領條件就是要通過一貫官僚化的入息財政審查,原來大眾心目中的仁政頓時變成惡法,再加上社民連三子的「掟蕉事件」令輿論聚焦,社會福利前的一道小小關卡迅即被解讀為與民為敵,咱們的浮雲特首只得繼續在雲霧中拿著黃毓民派發的學生證好好的尋覓傳說中的第三條路線。

香港以至環球的經濟在可預見的將來都無法起死回生,政治及民生經濟議題勢將重新成為社會焦點,曾班子可真要步步為營,小心誤中香蕉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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