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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筆者沒有再響應民陣的呼籲於七月一日走上街頭,但仍盡最大努力參加支聯會的六四晚會。

原因?那當然是機會成本的問題啦!在晚會裡坐一會便可扮演「熱血青年」,讓自己感覺良好,反之上街遊行則要冒著中暑的危險耗費上一整個下午,相當無謂!

這個原因似現實得有點無恥,但這現實背後所反映的卻實是泛民領袖所忽視的事實:六四是港人心中的一根刺,但不可能再是泛民的政治資產!

我們參與悼念六四民運慘劇,希望向北京政府表達要求平反六四的訊息,盼望中國的民主進程能健康發展。而從前七一的主要抗爭議題亦是民主發展進程,但焦點則集中於本地的政制發展,近年主題混雜百花齊放,抗爭對象主要為特區政府和一眾當權派人士。

可是,我們的政制發展即使變得如何民主,仍改變不了其先天性的畸形缺陷。試問一個全民普選的特首如何能在討好北京和服務市民兩者間取得平衡呢?前任特首因為過份親北京而盡失民心,現任特首嘗試以甚權術官威處理矛盾但亦不見得如何成功,將來的民選特首要對選民負責,亦同時要面對中南海的政治文化,其工作之艱巨恐怕亦已嚇退不少有心人。

香港的經濟前途如何,我們當然懂得北望神州。我們的政治前景,亦由不得我們獨斷獨行。大家可不要再被基本法裡的花言巧語所蒙騙了!要爭取,就得面向中南海!要抗爭,就得操往中聯辦!

特首失言,再一次按捺不住心裡的精英主義情緒,硬是要在「六四」這敏感話題上跟泛民正面交鋒,更一時情急拋出「代表港人論」,惹來群眾圍攻。

先談「六四」,特首的「經濟優先」論述跟大部份親北京人士的意見相當刎合,事實上亦跟不少港人的看法相近。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內地經濟力量一日千里,港人要向這經濟現實低頭亦實在無可厚非。既是如此,筆者絕對可以接受大家為保住跟內地良好的經濟關係而對當年的學運不作評論,但動輒便走出來自以為是地利用內地經濟改革開放的成就來解釋當年的暴行則無法令人信服。

試問,假如當年的領導人能夠妥善處理民運事件,讓民眾和平離開天安門,難道我們就一定無法享受這二十年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嗎?誰能保證中國政治上的民主發展跟經濟上的改革開放無法雙軌並行呢?

再談「代表論」,泛民議員在特首失言後離場抗議,「曾蔭權不代表我」定將成為「六四」和「七一」的重點反建制口號。那麼,誰能代表我們呢?

這其實是相當複雜的問題。事實上,任何人都不能代表任何人,正如父母亦無法全面代表子女的一切思想和個人意志,親如夫妻亦無法代表對方的所有意願,那更何況我們用選票挑選出來的立法會議員,以至這位沒有普選認受性的特首!

但另一方面,任何人只要擁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觸覺,好好的善用語言技巧,亦實在不難代表其他人。奧巴馬輕鬆地走出來,胡扯一兩句說話便能代表美國立國而來多年的傳統價值,布殊當年亦是代表美國人根深蒂固的基督教傳統價值才能連任。正面地看,政治領裡這樣做的確能夠團結軍心,提升人民士氣,統一國民意志。但我們亦可以批評這些政治動物強姦民意,迷惑人心,利用其個人政治魅力鼓動民意從而實踐其個人意志。

可惜,我們的領導人沒有多少政治魅力,卻被冠上強姦民意的罪名。不過,他也相當幸運,大概因為港人亦已習慣其驕橫,其民望亦沒有受到多大影響。

那究竟是特首的運氣,還是我們的倒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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