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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能否算得上國際級都會,一直都是討論不休的問題。

在種族多元的層面上,香港當然比不上紐約和倫敦。人家固然還有著一定程度的種族歧視,但至少也能相當了不起地選出一個黑人總統。我們花了十多年時間,才因內地人的高消費力而漸漸學懂表面地尊重對方,還不用說人口結構中仍有不少少數族裔因種族關係成為社會中的弱勢社群。

沒有種族多元,我們的文化多元卻出奇地精彩,這個還多得前殖民宗主國在這彈丸之地所留下的歷史遺跡,造就了這個華人地區的東西文化交匯。可惜,近年本地的文化發展可能就被這歷史包袱綑綁著,無法進一步推動創意文化的發展,而一面倒的人口和經濟結構發展亦令文化的多元發展裹足不前。

從經濟層面上分析,香港亦似乎只得金融服務業可以稱得上國際級。然而,股票市場對內地企業的過份集中,散戶投資者的過份投機意識,以及其他如伊斯蘭金融、碳排放交易等新興產品發展的大落後,令本港市場的國際地位岌岌可危。

或許,從上述理論層面上談論香港的國際都市地位,學者式的悲觀總會令香港頻頻失分,一些非傳統的評估方式則可能令香港吐氣揚眉。

筆者膚淺的認為,香港要自稱為國際級的美食都會絕不算誇張。君不見大江南北以至歐亞美澳的美食匯聚香江,我們通常只須走幾步路即可嘗到異地美餚。如果筆者在紐約倫敦找不到香味撲鼻的煲仔飯只是主觀的本土思鄉情作崇,那麼歐美各地的刺身壽司總是價不廉物不美的事實倒算客觀點罷!

要讚的除了我們的美食,當然少不了我們的交通網絡。地小人多是多年來令我們頭痛的問題,但同時亦是我們的優勢。筆者膽敢粗略估算,大部份市民上班時間不超過一小時,而我們週末要到市郊體驗綠色生活的車程亦不超過一小時。同時,我們的鐵路網絡效率奇高,車站設備和車廂舒適度遠比歐美國家大城市為好。當然,最令同胞們引以為傲的肯定是入境處的「e道」,筆者曾試過從東京回港,只花二十分鐘便可以把屁股從機艙的座位中移至機場快綫的車廂內,再多花二十分鐘便回到市區。

或許,筆者的主觀體驗,配合上學者們的悲(客)觀批評,說明香港只差文化創意多元發展一項便可令旅遊業重新成為不只服務內地自由行的經濟龍頭。但到頭來,所謂的「國際都市」只是一種虛名,關鍵始終在於這種虛名到最後能否轉化成金錢利益!

筆者前往紐約途中,於航機中觀看了一套有關當年西雅圖世貿會議外示威的電影,名為《Battle in Seattle》,細緻描述多名示威領袖由計劃到行動,由失控到暴亂,由下牢到獲釋,當中政府官員、示威人群、警察以及無辜市民的心路歷程。

故事中的示威領袖均有著不同的背景和示威訴求,有人要求世貿關注窮國利益,亦有關注全球暖化的聲音,還有愛護動物、關注弱勢社群、公平貿易等不同種類的訴求。示威人士於會議首日包圍會場,令與會人士無法進場,逼使會議流會。西雅圖市長既要維持當初跟示威者和平共處的承諾,又受到多方壓力要求以強硬手段對付阻礙會議進行的示威者,最終容許警方利用胡椒噴霧驅散人群,而事件亦開始摲摲失控。

隨後,示威領袖無法控制部份主張以暴力破壞周遭商戶的示威者,警方鎮壓示烕者時誤傷一名警員的懷孕妻子以致嬰兒流產,警員以暴力發洩多日來的壓力令無辜的和平示威者、記者和路人受襲,會場內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的分歧無法消弭以致最終會議不歡而散。

筆者回想起零六年十二月於香港舉辦的世貿會議,一眾市民或許只會記得韓國農民如何在駱克道為公平貿易而抗爭,亦可能依俙記得梁國雄怎樣帶領示威者衝擊會場外的圍牆。示威民眾利用激烈的行動引人注目,到頭來亦只能點點滴滴地影響一小部份人,大眾只會膚淺地關心自身的短期利益 (例如示威人群在鬧市中阻街妨礙市民購物消費) ,而富國與窮國之間的紛爭亦斷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完滿的解決。

甚麼公平貿易、全球暖化、貧富懸殊等大小議題,每次都是這樣地一窩蜂的湧出來,卻又是這樣地被當權者一併拖下去。民眾還是這樣地生活,富人還是如此無情地剝削,窮國還是如此絕望地捱下去。難道這就是悲劇既定的情節嗎?我們能夠改變嗎?

港交所較早前發布其諮詢建議總結,有關對上市公司委任合資格會計師要求存廢問題,市場人士 (主要為會計業界) 對此議論紛紛。

據知,港交所應部份H股市上市企業的要求,廢除有關上市企業必須聘用合資格會計師的規定。內地企業於香港上市,其財務報表須遵從香港及國際會計準則,企業聘請合資格會計師主理財務報告自當無可厚非,但近年內地會計準則跟國際接軌,於內地掛牌的會計師亦可擔此重任,無須這班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繼續獨當一面地領此高薪。

既是如此,港交所應改例放寬對合資格會計師的要求,只要其專業資格獲得國際認可即能擔此重任,而非完全漠視會計師對確保企業財務的真確性和透明度的重要性,為滿足內地一眾「大客」而隨便廢除這確保良好企業管治的條例。

表面上,是項條例修訂的受害者為一眾合資格會計師,因為各大內地企業現今可肆無忌憚地炒掉其合資格會計師,更離譜的企業更可因而隨意玩弄財務報表上的數字,最終受害的當然是一眾無辜的小投資者,本港股票市場的聲譽亦肯定會受到影響。

會計師公會作為事件中最受影響的利業集團竟然出奇地平靜,究竟是要避免所謂的利業衝突而故作清高,還是妄顧一眾會員以及小投資者的利益呢?

全球暖化可能是比金融海嘯更令世人頭痛的大問題,特區的精英高幹正在竭力尋找經濟機遇時,可有認真思考香港在新低碳經濟的角色呢?

筆者早前外訪紐約,有幸大驚小怪地見識到「紐倫港」之首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在全球經濟大衰退之時仍能傲視倫敦香港這等二三流地區,更親身感受綠色事業在美國的巨大潛力。

正如前美國副總統戈爾於其電影及著作《INCONVENIENT TRUTH》中提到,美國的碳排放量遙遙領先各國 (近來某些數據表示中國的碳排放量經已超前成為全球第一),但美國在布殊政府的領導下遲遲不願簽訂《京都協議書》,現在大家只得寄望奧巴馬正式上台後能落實其競選承諾,切實地為減排出一分力。

美國的能源政策一直向利益集團嚴重傾斜,以致環保事業在過去八年未能有效發揮影響力,在舒緩全球暖化問題的工作上事倍功半。可是,環保事業就在這資本主義社會中找到謀利自強的方式,在滿足股東私利的同時亦能關顧環境問題,不少綠色建設、環保車、節能裝置等商業生產相繼出現,而新興的碳排放交易市場更可能是未來數年極具潛力的投資市場之一。

在美國,跟綠色相關的廣告俯拾皆是,書店裡關於環保或綠色經濟的書籍亦相當豐富。相反,香港的報章雜誌中或許間中出現有關綠色生活的文章報導,但市民對環保的意識仍然偏低,而社會普遍亦不知何謂可持續發展的新綠色經濟。

希特拉當年上台執政,其實已令部份人感到不安,但大部份人均採鴕鳥政策,將好言相勸當作危言聳聽。現今全球暖化的危機擺在眼前,即使綠色團體透過傳媒及其他途徑發放那麼多有關的資訊,大部份人仍然我行我素,以自身的方便和短期經濟利益為先,妄顧對周遭環境的長期隠性影響。

金融海嘯,摧毀了不少香港人的春秋大夢,他日大自然的海嘯來臨,定將摧毁整個香港。我們究竟何時才會醒過來?

亞視近日的高層變動,或許是繼九鐵當年的兵變後最引人入勝的企管個案。十二日的維新演義,到頭來兩個大男人之間的情與義 (又或者其實是一場意氣之爭) 旋即成為一場鬧劇,更胡鬧的是把這場表演放在立法會議事廳內公演。

一眾尊貴議員假以關心亞視前途之名,表達對電視傳媒在亞視倒閉後被壟斷的高度關注。連串炮火集中攻擊亞視那疑似「央視十台」的形象,卻拿不出甚麼有力的指控,更遑論甚麼有建設性的復興改革提議。議員要關心市民所關心的,卻為大家無限放大舞台上荒謬的鬧劇,那豈不是要引用特權法傳召倪震周慧敏?

領匯加租,商戶怨聲載道,議員於是動議要求政府回購領匯以重奪控制權。地鐵取消長者優惠,市民叫苦連天,議員於是要求政府介入干預。那麼,咱們的政府將來大可購置本港金融、地產、傳媒等各行各業,確保人人有工做,達致具有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社會。

以十六小時的飛航時間跨越十三小時的時區,彷彿就在時空層中穿梭,在半睡半醒的狀態下抱緊那正在流失的時間。

由香港飛往紐約,飛機是往東面走,我們亦矇矇矓矓地偷走一點時空交錯中沒有流失的時間,但飛機轉飛芝加哥,再往西飛至羅省,時間在那一瞬間還是停留不動。隨後,回程返港,昔日透支的時間就要一次過歸還。

人類的生理狀態大多數不能配合這種時空配置關係。人在紐約心在香港,白天的工作還可以好好的幹,黃昏時份便已熬不住要倒頭大昏迷,但到深夜時份又能清醒地應對香港這邊的朋友在網上的招呼。隨後往西走,再返回東岸,時間觀念不斷被時空的交錯轉換弄得極度混亂。

事實上,筆者此時此刻仍在時區漫遊中胡混,這時空的設定的確有著科學的根據,但其中時區誰先誰後的論述則似乎是哲學層面的事。

江湖救急,筆者有事外出走一趟,無奈只得暫停更新網誌兩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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