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筆者都希望特首和立法會的全面直選能夠盡快實行。然而，近日立法會大比數通過以特權法調查雷曼迷債一事以及較早前社會上對施政報告中生果金的一番爭論，動搖筆者多年來的想法。

可能是物以類聚的關係，筆者大部份於銀行或會計界幹活的朋友討論雷曼迷債事件時，既對被誤導的苦主表示同情，亦深信其中部份個案中的銀行職員曾在銷售時作出具誤導成分的描述，但對立法會雷曼小組引用特權法調查一事均感不滿 (筆者於前文曾提及反對引用特權法之因由，在此不再複述)。可是，當立法會大會就此事進行表決時，投棄權或反對票的只有份屬少數的功能界別議員 (當中包括本身銀行界及會計界的代表李國寶和陳茂波)，而地區議席中能鼓起勇氣獨排眾議的就只有葉劉淑儀一人。同樣地，月前社會上就生果金的爭論中，反對派的社民連、民主黨和公民黨跟建制派的民建聯都站在同一陣線狠批政府，沒有誰能夠真正代表理性的選民在議會中提出較理性客觀的建議。

筆者跟大部份業界選民這時才發現大部份地區議席的議員其實並不能夠真正反映自己的聲音，反而那些循小圈子選舉進入立法會的功能界別議員卻較能為我們這批選民反映這些在社會中被視為異見的聲音。筆者基於專業界別的精英心態，自負地認為專業界別的想法有時的確能夠在紛亂的社會氣氛下為社會長遠的發展提出較獨立理性的專業意見，從而發現功能界別在本港畸形議會生態中的存在價值。

再拿一個較極端的譬喻來說明。假若一個實施立法會全面直選的社區內有一百萬選民人口，其中八十萬人屬於知識水平較低的勞動階層，十五萬人屬於法律會計等專業界別，餘下的就是商界的富裕階層。在一人一票的情況下，大部份議會代表均會以照顧勞動階層利業為首要任務，劫富濟貧亦理所當然地成為議會的主導思想，商界以及專業界別的聲音亦因為選民人數太少而被邊緣化。

當然，商界及專業界別均能利用其強大的資金培養政治人才作其代理人，爭取大眾市民的支持，並同時在議會中反映商界和專業界別的聲音，美國的共和黨和英國的保守黨就是最鮮明的例子。可是，本港一些在地區直選中標榜代表中產階層的政客最後還是在議會投票中背叛大部份中產的理性聲音，商界人士將全面直選和民粹主義扯上關係亦實在不無道理。

由此，立法會議席是否應該全面直選？功能界別議席應否全面取消？筆者再無法一面倒地應對這些看似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故亦無法在一篇短文中一概而論，只得日後另文再述。